12月14日晚，由7名大学生组成的社会调查小组发布《可口可乐调查报告》称：“可口可乐系统存在大量的派遣工和其他非正式工，这些工人干着最危险、最苦、最累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工资却最低，还被拖欠甚至克扣工资。”

　　15日晚，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下简称“可口可乐”)就大学生调查小组的指责迅速作出书面回应。可口可乐公共事务及传讯总监翟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生们的指责并不属实。(详见本报16日7版刊登《要求总工会检查可口可乐用工问题》)

　　16日晚，大学生们把驳斥内容以书面形式发给记者。

　　“派遣工”争议折射劳动合同法漏洞

　　“我们很高兴看到可口可乐能迅速回应，但他们的表现再一次令我们失望。我们对可口可乐的回应非常不满，一个声明显赫的跨国公司不但不肯承认其错误，反而百般抵赖。”12月16日，大学生们第二轮表态，再次强硬质疑可口可乐劳务派遣用工的合法性。

　　调查称，有4家装瓶厂派遣工旺季每月加班100个小时以上，而且工资很低。在旺季，杭州中萃的灌浆工、倒瓶工和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工资只有45元，某些岗位还会变相克扣工资。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指出，把需要大量成本、风险最高、最麻烦的工作岗位转嫁给劳务派遣公司，是可口可乐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的策略。

　　可口可乐东莞厂曾在15日回应中列举法律条款来证明其合法性。他们提出，今年5月8日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试图对“三性”(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作出规定，后来被删除。

　　大学生们表示，即便如此，可口可乐装瓶厂违法的主要依据仍应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大学生们调查认为，可口可乐派遣工岗位都属于非“临时性、辅助性和季节性”，而可口可乐坚称公司派遣工符合这“三性”定义。

　　“《劳动合同法》这条规定，是抽象主义表述方式。”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郑尚元教授说，他主张采用经验主义表述方式，像日本和台湾地区，将100多个行业和岗位全列出来，只有在范围内的工种才可以使用派遣工，除此之外使用派遣工都属非法。

　　事实上，正是因为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三性”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导致派遣工滥用现象，在法律纠纷中，地方法官和仲裁委员会又很难对公司作出违法判定。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进步的法律，如果打分，应在80分以上，但这部法律也有瑕疵，就是在劳务派遣制度上的漏洞。”郑尚元教授表示。

　　可口可乐公司回应：有诚意沟通不打口水仗

　　今晚7时，可口可乐发表的第二次回应使得事件进一步升级。翟嵋给记者发来了最新回应说，公司的态度在第一份声明中说得很清楚，可口可乐很有诚意面对问题，希望与学生们进一步交流，沟通有可能出现的误会。

　　今天，可口可乐再次强调从未向员工和劳务派遣员工收取任何“进厂费”。对于大学生们称有确凿的“中介费”证据，可口可乐表示，可能是派遣工找到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收取费用后把他们转到劳务派遣公司。中介公司收取费用和可口可乐及劳务派遣公司没有关系。可口可乐还表示，公司每个月给员工及时发放工资，奖金则是下一个月发放，这并不违规。所谓“拖欠工资”问题也可能存在误会。

　　“这样的口水仗打下去没完没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冷静下来。现在公司在争取和大学生们建立对话，将他们的证据提供给我们，由公司进一步深入调查。”翟嵋表示，可口可乐也是按照厂家提供的证据进行回应，而且仍在继续追查。

　　大学生们则提出，请全国总工会及相应地方工会检查可口可乐瓶装厂。

　　此间有另一种声音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低迷的情况下，工人能保住工作岗位已是头等大事。事实上，比起失业，即使是劳务派遣的工作，求职者大多也会接受。

　　“虽然滥用劳务派遣工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如果可口可乐这样的知名企业在派遣工使用上出现问题，会形成不好的示范效应。”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亟须规范劳务派遣公司的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