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7月中旬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最为密集的珠三角一带调研了解到，受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招工难”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当地工人平均工资普遍上涨20%。

　　珠三角一些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从长期来看，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但是最低工资标准一下子大幅上调，使得企业劳动力成本短期内大幅提高，加大经营压力。因此，希望能够尽快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合理控制工资上调节奏。】

　　工人似乎“人间蒸发”

　　今年年初，当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主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时，他们最大的疑问是“工人都去哪里了?”原本，珠三角企业主将员工流失的原因归结为员工北上打工，而长三角企业主则以为工人南下发展，但当其碰面后才发现，工人仿似“人间蒸发”。

　　“招工难”自年初就已崭露头角。春节过后，东莞一带的企业很快就面临这一难题。

　　嘉顺针织厂是一家香港独资企业，与当地其他家纺类企业一样，招工成了年初最令人头痛的问题。针织厂副总经理林小宁对记者说，“今年开年时，我们本来很乐观的，但突然发现很多工人凭空消失了。”

　　更有趣的是，3月份，嘉顺针织厂的高层去杭州、浙江等地调研，原本以为工人都转移到江浙一带的他们却突然发现，当地也出现了“用工荒”。江浙的企业主们也很疑惑地说，工人不是都跑到东莞去了吗?

　　劳动密集型企业最为密集的长三角、珠三角企业主恍然发现，工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未最终明朗，提高最低工资已经在各地逐步展开。“涨薪”、“收入分配改革”这些频现网络、报端的字眼让工人有了更多的期待。林小宁说，媒体铺天盖地对“民工荒”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一些民工不现实的期待。

　　“当时哪里都缺人，南方缺、北方缺，到处都缺人，而且并不是某个行业缺人。”林小宁说。年初“招工难”的局面直接引发了企业赶在当地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前，就开始进行自主涨薪。

　　未雨绸缪，成为有经验的企业主必须做的“功课”。据林小宁介绍，年初的时候为了避免招不到人，企业也在开工前就出了很多安抚的政策，包括上调工资和改善福利等。

　　深圳市冠锋科技有限公司人事部主任曾晓庆在春节放假前就对工人说，希望他们年后可以介绍老乡、朋友到厂里来工作，这一做法也收到了成效，冠锋科技躲过了3月份的“民工荒”，尽管如此，其实际工资还是上调了10%。

　　“招工难”助推工资上涨

　　时至今日，年初的“招工难”并未得到缓解，伴随而来的是企业无休止的大规模招聘和一轮又一轮的自发涨薪。

　　“中国制造看广东，广东制造看东莞。”率先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坐拥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东莞市，对“世界工厂”之誉当之无愧。而今，东莞也正面临人力短缺的困境。

　　穿梭于珠三角工业园区，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各种招聘广告很多，似乎不少于产品宣传的广告。如东莞钜盛鞋厂的主楼上，就树立着巨大的招聘启事“长期招聘普工，男女不限”。深圳东煜鞋业也在自己工厂的墙上写着“本公司长期招聘普工”。

　　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很多企业的门口，与值班室、保安室并列的还有一间招聘室，这表明，长期招聘已经成为不少企业的日常工作之一。

　　当“招工难”已经让企业主和工人有了普遍的心里预期，供求关需的变化就让涨薪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林小宁说，今年以来，嘉顺针织厂实际工资上涨幅度超过30%。

　　在东莞从事家具行业十几年的香港镜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英记夹万家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德新向记者介绍，今年以来，工厂工人的最低基本工资上调了20%，整体工资上调了5%左右，但是依然很难招到员工。“我们这里的工人很多都是上了年纪、或者没有特殊技能、或者比一般工人做得慢一些的人，但我们别无选择，这些我们都要。”吕德新很无奈地对记者说。

　　在企业涨薪的同时，大打“福利牌”也成为惯用的手段。上周三，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市场一如既往地人满为患。记者观察到，除了介绍薪酬优势，许多企业都在招聘信息里详细介绍了企业所拥有的各种娱乐设施，一些企业甚至在招聘广告上刊登了图书馆、桌球室、乒乓球室和篮球场的照片。一家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称，这是为了吸引更多80、90后的求职者。

　　跟风涨薪让企业措手不及

　　今年以来，全国共有27个省市已经或者打算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各地掀起的“涨薪潮”，也引来了一片掌声。有观点认为，大范围上调工资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改革打响了第一枪。

　　这一消息让不少人感到兴奋，但如果将其等同于收入分配改革，则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远比提高最低工资复杂得多，对于由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决定的企业员工工资，也远非政府“有形的手”可以干预的。

　　记者在珠三角调研时发现，一些企业负责人认为，这一轮“涨薪潮”，实际上有各地跟风攀比的因素存在，并非主动着手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记者从相关研究人员处也了解到，在此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过程中，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并没有经过调研，而是直接比照其他沿海城市的标准进行上调。

　　“一些城市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只是看到别的城市上调了，就跟着上调。”上述人士指出，这样盲目上调标准，没有考虑到当地企业的实际情况，也不知道企业的承受程度有多高，很容易造成劳资关系的不协调。

　　事实上，不仅一些城市上调标准属于跟风行为，不少工人在不断提高期望值方面，也存在跟风的现象。林小宁在谈到一些工人要求加工资时的理由时，哭笑不得，“我们厂有一个普工，去年工资是1300元，今年在工作量完全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到1450元，其实已经涨了超过10%，但是他很不满意。他来找我说，为什么别人加了300元，我只加了150元。”

　　面对这一轮大规模的“涨薪潮”，珠三角的许多企业表现得不知所措。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东莞、深圳等地的不少企业在谈及“涨薪”时，均感到十分茫然和无奈，因为在“涨薪”之前，企业不仅没有预料到当地政府会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更没有料到工人也普遍大幅调高了对薪酬的预期。

　　“最近这3年，我们厂的工资翻了两倍多，尤其是今年以来，工资已经涨了30%多。但在此前的7年里，累计涨薪幅度才在15%左右。”东莞市嘉顺针织厂营运总监陈铭对记者感叹，工资成本突如其来地暴涨，让企业措手不及。

　　与陈铭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吕德新。据他介绍，今年该公司仍用去年的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作为计算成本的依据来向客户报价，但实际上真正有订单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敢接了，因为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都在涨，且上涨幅度远远超过预期。

　　以东莞为例，该市在今年5月份将最低工资由770元上调到920元。记者调查了东莞地区电子、家纺、轻工工艺品等行业的员工工资，发现平均在1800-2000元，基本比最低工资翻倍。

　　曾晓庆介绍，冠锋科技的普工月均工资已经达到2000元左右;先锋电子东莞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锡称，普通工人包吃包住，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在1800-2000元之间;润丰金属塑胶有限公司经理叶振波对记者说，今年5月企业的平均工资大概是2350元左右;英记夹万家私普通一线工人工资大概是1800-1900元左右，有技术含量的工人工资则超过2500元……

　　在走访东莞市最大人才市场智通人才市场时记者也发现，在该人才市场的招聘会门票上赫然印着“今年以来本市工资平均上涨20%”的字样。

　　据陈铭介绍，纺织行业的利润率大概在5%-6%之间，但是由于今年工资上涨30%多，毛利率就降到4%以下了。“工资上涨是个大的趋势，是很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我们这种劳动密集型并且毛利润很低的企业来说，今年涨薪的涨得太急了，很难承受。”陈铭说。

　　位于深圳市公明镇的深圳市鸿煜电子有限公司，也同样感受到了大幅涨薪带来的成本压力。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招聘到足够的工人，今年以来，公司工人平均工资上涨了23%，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大幅挤压。

　　呼唤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对记者说，招工难使得很多企业主动上调工资。但如果要使得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有帮助，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速度快于高收入者收入增速，而实际上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另外，很多企业在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时，往往会采取提高正常工时工资、降低加班工时工资的办法，并让工人减少加班时间，这样看来，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对工人收入的提高起不到太大作用。而且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在城市进行的，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农民来说，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买方市场，劳动力价格上涨速度十分缓慢，这一轮包括珠三角在内的27个省市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实有“补涨”的因素在。但是，这样一种经过长期低迷然后短期暴涨的模式并不健康，也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叶振波说，“工资上涨是一个趋势，我们对此是认同的，也会按国家的有关要求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政府可以控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节奏，不要一下子大幅调高标准。”

　　除了最低工资标准应当稳步上调以外，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也亟须建立。在这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中，有关部门显然也意识到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重要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日前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要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重点，加快建立职工民主参与企业工资分配决策的机制，并继续加强分类指导，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随经济效益能增能减的机制，促进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职工合理分享发展成果。

　　何谓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顾严曾撰文指出，所谓正常增长，一是要确保工资增加的幅度超过通货膨胀的幅度;二是能实现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三是不会引起就业状况的明显恶化;四是可以起到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