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的灵活性不足，恐怕很难满足各地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增加其实施难度。从这一角度上讲，不如在立法层面上给地方更多的自主立法空间。

　　距《劳动合同法》通过已过去整整九年。这九年间，争议不断，尤其是近期，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论再趋激烈。

　　此番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保护是否过度，《劳动合同法》是否是企业利润下滑、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签订无固定期限对大中小企业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合适等，以及由于当前我国正开展供给侧改革，企业在着力降成本、过剩行业着力去产能，《劳动合同法》是否能适应这种改革的需要，是否需要修订。

　　把《劳动合同法》视为企业利润下滑、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难以站得住脚。九年前，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之时，学者们就进行了一番争论。张维迎、刘吉都有批评，认为这将直接提高企业的成本，让工人更难找工作了。

　　但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税负才是问题的关键。目前企业的平均税负是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税费过重，如果企业赢利空间有限，就会向员工转嫁经营成本，就会批评《劳动合同法》，认为过于保护劳动者。这也是本届政府一直为企业和个人努力减税降费的原因。

　　当然，这样并非是说《劳动合同法》已经完全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国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要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就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劳动合同法》要体现企业和劳动者的平衡，而不是单独保护某一方。

　　更何况，目前的《劳动合同法》也并未完全执行到位。法律上一些规定的社保、休假等条款在很多地方和行业执行情况不一而足，有些条款甚至被架空。究其原因在于，这样一部全国综合性的法律还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国情。

　　中国地域千差万别，行业千差万别，企业也千差万别。尤其是，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差别越来越大，其产业也不尽相同，适用于发达地区的法律条款，未必适用于落后地区。比如北上深等大城市，其经济产业已转变为科技、金融、服务业等领域。而有些地方仍属于工业型省市，其经济驱动力主要来自第二产业。不同地区的经济模式不同，必然导致其在劳动合同关系中保护的侧重点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合同法》对所有地域、行业、企业一刀切，确实灵活性不够，恐怕很难满足各地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会让《劳动合同法》因缺乏适应性而难以实施。从这一角度上讲，现在讨论更高段位的《劳动合同法》修改，不如更加关注于法律与国情的适应，不如在立法层面更加灵活一些，给地方更多的自主立法空间。

　　这样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城市，无论是人均GDP或职工平均收入，均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水平，那么，这些地方愿意更加注重保障劳工权益，自然就可以先行一步。中西部等一些省份如果就业仍然是最大压力，那么，当地的劳工法律自然可以更加宽松一些，向资方倾斜，鼓励企业雇佣更多人员。

　　中国体量太大。无论是从国土面积还是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来看，和欧盟存在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相关法律，应该根据这样的实情，而更加富有弹性，在大一统的成文法体制之外，给与地方更大的立法自主权利。我想，这可能才是认真值得考虑的问题，也是最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佳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