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诉讼案例，它在反就业歧视上所产生的推动力量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往往是巨大的。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公布了《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近六成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户籍、地域有明确要求，属于典型的制度性歧视。尤其让人感觉刺眼的是，本该引领公平就业的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竟成就业歧视重灾区。

　　没人反对用人单位拥有对员工的自由选择权，可这种选择应指向人后天的禀赋，比如学历、社会经验、获奖情况、人脉资源等。对人先天的一些禀赋，像血型、肤色、种族、性别、年龄、户籍等歧视则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是惩罚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并不可控制和改变的因素，法律必须禁止这种歧视。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和公益组织，开始加入到反就业歧视的公益事务中，有的定期公布“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提起舆论关注，有的则直接向人大提交反就业歧视立法方面的建议。这些行动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不过，对就业歧视最有力的反抗，也许并非来自这些外围行动，而是来自被歧视者直接诉诸法律的行动，也就是公民的诉讼。一个成功的诉讼案例，它在反就业歧视上所产生的推动力量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往往是巨大的。

　　就拿乙肝歧视的废除来说。3月17日，国家公务员局发布通知称，今后在公务员录用体检中，所有关于肝炎检测中，不许进行乙肝项目检测。这种歧视的被终结，与数年前一场影响性诉讼有关。2003年6月，安徽芜湖人张先著在芜湖市人事局报名参加安徽省公务员考试，经过笔试和面试，最后由于体检中查出乙肝而不予录取，他随后将芜湖市人事局告上法庭。此案引发了社会对全国1.2亿乙肝患者就业的关注，随后，广东、四川、江西、浙江等地相继在公务员招考中，取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成为公务员”的限制性规定。(7月5日《半月谈》)这就是一个公民诉讼对法律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同样，公民的诉讼也引发了对身高歧视的关注。四川大学应届毕业生蒋某因身高不够失去了报名资格，就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的规定“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为据，将该银行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该银行身高歧视的行为违法。这个影响性诉讼，也把身高歧视推上了舆论审判席。还有相貌歧视、血型歧视、姓氏歧视、户籍歧视等引发的诉讼，这些公民诉讼在激活法律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多专家建议人大就反就业歧视专门立法，其实，我们在公平就业上并不缺少法律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中，对各种相关歧视都有明文禁止。这些规定需要公民诉讼将其激活，还不是仅仅停留于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