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表示，明年1月1日起，安全生产事故中一次性死亡补偿金标准，将按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新标准实行后，在生产安全事故中死亡的职工家属最高能获得60万元补偿金，比现行“标准”提高近两倍。

　　安全事故死亡赔偿标准的大幅提高，无疑将有助于体现劳动者的尊严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生命的价值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提高赔偿标准不是为生命定价，而是倒逼企业加大安全投入，从而实现保护生命、减少伤亡的根本目的。

　　按照赔偿标准，一次性伤亡补偿金是34.6万元，加上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的抚恤金，死亡的职工家属一次性获得的补偿平均在50万-60万元之间。不过，这一标准只是赔偿的底线。在这一基础上，政府应努力扩展工伤保险赔偿之外的救济渠道，60万元非安全事故死亡赔偿最高线。比如，精神损害赔偿、子女的抚养费用、学习费用，以及死者活着本可得到的养老社保费，这些都是工伤死难者家属的实际损失，但并没有纳入工伤赔偿范围内。这些权利需要政府创设制度，调动工会、专业律师等社会资源，帮助劳工通过谈判、诉讼等渠道来实现。

　　今年4月，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发生了严重的矿难，矿方开出天价赔偿，包括300万美金一次性赔偿、5倍的年薪、家属子女的医保费用、子女大学学费等，且这还不影响家属提出额外的法律诉讼。当然，我们的经济条件、法律制度不必照搬外国的做法，却可给我们启发：如何在实现兜底保障的同时，启动其他机制，动用一切社会资源实现对生命的最大尊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安全事故死亡赔偿标准如何与现行的法规保持一致?在这条红线下，劳工权利如何得到确实保障?如何使安全生产伤亡与普通工伤赔偿公平一致?

　　应该说60万元的赔偿标准，是对现行法规的“突破”。按2003年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死亡赔偿金相当于四五年的平均工资，约10万元左右。

　　然而，这一“法定标准”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现实所“超越”。2004年，迫于矿难的舆论压力，山西省正式出台文件规定：矿主对矿难死者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从而大幅突破了《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定赔偿标准。第二年，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对这一标准公开表示支持，之后这一“法外标准”被多个省份的地方立法所确认。而明年60万元的赔偿标准，是再次超越。

　　但在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下，新标准将与其发生尴尬的冲突。且60万元的赔偿标准只适用于安全生产事故，而其他工伤事故的赔偿会少很多，显然不公平。所以，在此之后应修订明显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工伤保险条例》，或者在人大审议的《社会保险法》里全面提高工伤赔偿标准。

　　提高安全事故死亡赔偿标准，只是劳工权利时代的前奏。相信，在未来的制度建设上，有关方面能够给公众提供更积极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