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日前向媒体披露，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就在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在两会期间的报告中就已明确将工资集体协商列为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重点内容。将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对象，大力推动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

　　全国超过75%的劳动者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里干活，但走市场路线的非公有制企业分配同时要兼顾员工、股东、企业再投资、社会关系维护等多项利益，劳动者分得多少自然需要靠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创新来保护。不过靠工资协商改革单兵突进，是否真能改变资本报酬多占多拿现状呢?

　　事实上，近年来普通员工的劳动报酬跑输资本报酬本身就与非公企业融资难有密切联系。

　　企业重视资本甚于重视员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整体产业经济结构主要是是劳动力密集、附加值低的产业。资本的作用更显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小企业长期面临融资困境，对资本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需求。要解决这种非公企业融资困境，通过市场充分竞争去发现劳动者真实价值，仅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创新就远远不够，更需要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来推动。

　　普通员工的劳动报酬跑输资本报酬的深层原因则是资本报酬内含的高昂寻租成本。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企业关系不同。中国企业与政府长期不能摆脱“婆媳关系”、“寻租关系”甚至是“裙带关系”等种种非市场关系。这种政企不分、官商关系紧密的模式使最关键的决策、交易在黑暗中进行，缺乏公开的监督与公平的机会，使社会资源畸型配置，在短期内可以促使经济高速发展。其缺陷为高速度所掩盖。但当经济完成起飞阶段后，弊端就会暴露出来。日本、韩国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类似阵痛。企业的资本报酬因为需要为维护这类特殊关系支付大量灰色支出，自然消耗巨大，成为企业主最优先考虑的分配重点。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自然就难以望其项背了。

　　要让煤老板不给官员送干股，改给矿工送干股。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会千辛万苦，需要靠政府审批制度的系统改革，官员个人资产的阳光法案，完善预算外收支的管理制度等众多深层改革来完成。

　　普通员工的劳动报酬跑输资本报酬的核心原因则是资本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明显超过普通劳动者。

　　全国人大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普通劳动者代表的比率，甚至还有农民工代表入选，但普通劳动者代表数仍远远落后于企业家当选数。而企业的“婆婆”——各级主管部门官员当选比例居高不下，更使资本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胜过普通劳动者。

　　要让分配更有利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除了在基层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更需要在全国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比例中持续增加普通劳动者数量，监督行政机构更快改革，同时平衡资本对政府的影响力。

　　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看似是个经济问题，其实涉及多方面的改革，仅仅依靠一两个政策的单兵突进已难起到实际效果。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期待改革的设计者们能拿出有效的政策组合拳，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实现胡锦涛主席所说的“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