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0岁的龚惠文，在常人眼中，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摆水果摊的老太太。可在汉阳郭茨口庙东湾街坊看来，龚惠文这个老太太不容易，更不简单。

　　8年前，龚惠文的长子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仅对其进行2080元的经济补偿。为给儿子讨个说法，仅有小学文化的龚惠文，一边摆水果摊，一边看法律书籍。随后，她走上了长达8年的维权之路。前后历经7次判决，终于为儿子讨回公道。近日，其子获赔各类经济赔偿12.7万余元。

　　含辛茹苦

　　丈夫去世独自拉扯大两个儿子

　　汉阳郭茨口庙东湾一个路边简易小屋，就是龚惠文的家。

　　龚婆婆是蔡甸人，丈夫早逝。29岁那年，她带着两个不到10岁的儿子搬至汉阳郭茨口，以卖水果为生。

　　提起最难熬的时候，开朗的龚婆婆眼眶泛红，当时长子小宇(化名)进入技校，次子考入武汉大学。她起早贪黑卖水果，每天中午就着街坊塞来的两个馒头当午餐，还是难以负担两个儿子的生活用度。“实在顾不过来，一个星期只能给一个儿子生活费，另一个就先‘欠着’……”

　　至今，龚婆婆还在为小宇的病耿耿于怀，“当时为了多挣钱，很早就出门，天黑才回家，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龚婆婆说，自己根本顾不上与儿子们交流，更没有发现小宇的心理有些异常。

　　命运多舛

　　长子患病被辞退赔付过低

　　1993年，小宇进入武汉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并与该公司签了10年的用工合同，每月工资500多元。

　　本以为长子找到工作，负担能有所减轻，可龚婆婆渐渐发现，小宇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他下班回来就说，领导不喜欢他，不想干活。”最初，龚婆婆苦口婆心地开解他，到后来，小宇负面情绪越积越多，开始打骂母亲。

　　1996年，小宇被武汉市第五医院确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每逢换季和下雨，小宇就容易发作。龚婆婆不怕儿子恶言相向，不怕儿子拳打脚踢，就怕儿子无故出走。有一回，小宇连续失踪了5个月，幸好在黄冈被亲戚发现送了回来。龚婆婆记不清有多少回，发现几天没回家的小宇，浑身是伤坐在家门口，“问他去哪里了他也说不清，被人打了也不知道反抗。”1999年，汉阳区残联给小宇办理了残疾人证，定为精神残疾一级。

　　精神出现问题，并且长期旷工，小宇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2000年，公司以“分流”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小宇的劳动合同，并支付了2080元的补偿金，。接到解职信，龚婆婆已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公司的补偿竟然这么低。

　　龚婆婆说，自己只念完了小学，根本不懂法，只知道按2080元算，公司每月只赔了小宇260元。她找到劳动部门，由于小宇属于残疾人，劳动部门并没有批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龚婆婆再找公司讨说法，但不久公司又将小宇按正常人辞退，要求劳动部门批准，并对小宇的精神分裂症提出质疑。

　　艰难维权

　　一边卖水果一边熟读法律书

　　到底该怎么办?龚婆婆说，她开始通过法律途径，帮儿子维权。

　　街坊称，前几年，龚婆婆操碎了心。因家中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另外小儿子还在读大学。为维持一家生计，每天天不亮，她就赶到水果批发市场进水果，然后再拉到郭茨口庙东湾街段去卖，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家。有时间她还要不断地跑法院、跑劳动仲裁部门，递交起诉书、申诉书等文书。

　　这期间，原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龚婆婆，开始看艰涩难懂的法律条文。平时，她在家中没时间看，就趁出摊卖水果的时候，一边卖水果，一边看《劳动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法律文书，并比对着其中的规定，看哪些规定对儿子的维权有用。

　　龚婆婆也成为当地的“法律名人”。有时候，龚婆婆帮儿子维权没出摊时，有买水果的市民往往就会问，那个看法律书的卖水果的婆婆哪去了?

　　龚婆婆说，她通过学习《劳动法》等法律条文，发现对重度残疾病人，工作单位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而她的儿子属于一级精神残疾病人，所以她认准了这条理，并决定持之以恒地为儿子讨个说法。

　　奔波八年

　　帮儿子讨回12.7万元赔偿

　　2002年初，龚婆婆开始不辞辛劳地替儿子讨公道，她先找到儿子的公司，公司称申诉期已过。她又找到劳动部门，工作人员说劳动仲裁的时间也过了。她又找到江岸区法院，结果再次被告知过期失效。一晃四年过去了，2005年上半年，她又将此事申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失望而归。

　　2006年开始，龚婆婆先后向省、市有关部门寄出上百封信，反映儿子的劳动纠纷。与此同时，汉阳区残联、汉阳区法律援助中心也开始介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多方面的努力，2008年上半年，在省、市检察院的支持下，龚婆婆终于迎来希望的曙光，武汉市中院终于同意江岸区法院对龚婆婆儿子的劳动纠纷进行重审。2008年底，江岸区法院判定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对方不服上诉，2009年年底，武汉市中院再次裁定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

　　龚婆婆感慨地说，前后经7次判决，她终于为儿子讨回公道。不久前，儿子获得各类经济补偿等共计12.7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