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迁骤然掀起的火爆场面并非一刻之功。

　　“富士康内迁将拉出一大批隐藏劳动力。”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指出，数据显示中国务农劳动力有3亿多人，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等因素，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处于半就业状态，很多城镇就业人员也同样没完全发挥潜能，“一旦某天，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出足够的价钱，就能把这些以前隐藏的劳动力释放出来。”

　　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欢迎也在预料之中。李实指出，中西部省份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不仅为了增加GDP，还有一大动力是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落户，有可能雇用十几万人。

　　“劳动密集型企业内迁其实是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两年劳动力内迁的情况本来就有增加的趋势，富士康只是处于这个过程之中，被看作一个标志性的转移。”

　　在蔡昉看来，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正逐步到来，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劳动者在薪酬和权益方面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最终推动企业家选择产业结构转型。由于这种转变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企业“转移”内地可以快速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曾有媒体称，富士康是用“转移”的方式避开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而这种经营思维有意无意中踏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

　　“从整体局势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也有优势。”蔡昉解释说，和日本相比，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丧失了，把产业转让给亚洲“四小龙”。而中国经济的腾挪空间更大，沿海地区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转到中部、西部地区。中国经济以沿海为主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如果中部加上西部再来30年，经过60年经济高速增长，就可以加快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从而解决“未富先老”的难题。

　　不过，“转移”带来的火爆，是否意味着劳资关系矛盾已得到解决，还是仍有隐忧?

　　“富士康招聘的火爆，得益于它的管理完善，在业内也有声誉，连跳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的管理有所改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沈琴琴表示，收入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资关系，但有时也不一定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内，劳动者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我的调研结果看来，目前我国的劳资纠纷的主要原因还是工资收入太低。但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原因，在劳资纠纷中上升很快。”

　　沈琴琴告诉记者，对“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提高与缓解劳资矛盾已经不能简单画上等号，社会的大环境、新生代农民工被社会接纳的程度，也是劳资纠纷是否缓解的重要因素。

　　“劳资关系改善并不能光靠企业涨工资解决。”蔡昉强调，地方政府也应该注重改善社会保障水平、引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目前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调整政策，从过去注重产业和资本引入，转向留住人力资源、稳定人力资源，目前广东、重庆等部分地区开始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为了稳定劳动力供给市场。

　　“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最迫切的是形成一个由政府、职工和企业共同组建的协商平台，劳动关系由此可以得到改善，从企业这个微观层面促进社会和谐。”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