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动部门工作近20年，亲历了劳务派遣的缓慢萌生和迅猛疯狂。劳务派遣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多年一直处于“星火”状态，正式为法律所认可，是2007年6月29日通过、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界定，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后，将该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从事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实际上，它是一种“员工租赁”形式。派遣工与派遣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应是派遣公司员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是有偿使用关系，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之间是劳务关系。派遣公司对派遣工承担法定的用人义务，用工单位向派遣公司支付劳务费用或曰员工租金。

　　尽管《劳动合同法》确认了劳务派遣，但对其限制却是严苛的。譬如，对劳务派遣公司设定较高门坎，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五十万元;对派遣工规定“三性”：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之所以给劳务派遣套上诸多“紧箍咒”，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我国劳动合同制主体用工制度，防范劳务派遣滥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务派遣对于主体用工制度来说，只是一种拾遗补缺和机动权宜。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劳动合同法》的定位大相迳庭，劳务派遣乱象丛生，疯狂蔓延。官媒报道，全国劳务派遣工总数约2700万。据相关权威人士保守估计，全国劳务派遣工总数至少在3500万左右。受利益的驱动，为规避用工义务，降低用工成本，企业纷纷施展诡诈伎俩，大量违规使用派遣工。伎俩一，“整体置换”，逼迫正式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将身份转换为派遣工。伎俩二，“关门不招工”，缺员也不招收正式工，用工就到劳务派遣公司租赁。伎俩三，“自编自演”，有的企业不想“肥水外流”，自开派遣公司，将自家的正式工转换为派遣工，自己给自己输入派遣工。这可是《劳动合同法》明令禁止的，他们却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

　　劳务派遣违规泛滥，害莫大焉!首先是严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派遣工被用工单位视为“皮外肉”，用工单位对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而派遣公司对他们往往只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薪酬，至于社保等相关法定待遇，大多无从谈起。不少派遣公司就是“皮包公司”，到用工单位收了劳务费便溜之大吉，讨薪都找不着人。另一种情况是，约定由用工单位支付薪酬和相关待遇的，派遣工与其正式工相比，实在天渊之别。我有个亲戚在电力公司做派遣工，月薪1600元，同岗位的正式工却是5000多元。正式工一年奖金5、6万元，而他只有2000元;每逢节日发福利，拿的都是正式工的零头……若问为什么，答案能把人噎死：“你是派遣工，不是咱自家人。”再有，派遣工的企业连续工龄遭吞噬。企业正式工一旦被转为派遣工，其连续工龄即化为“零”，与之相关联的各项待遇则悉数“灰飞烟灭”。还有，《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许多用人单位把正式职工转为派遣工，目的就是要规避这条规定。

　　其次是对国家主体用工制度的冲击。我国主体用工制度是劳动合同制。上世纪90年初劳动制度改革后，企业用工一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合同制工人即是单位的正式职工。然而现下，劳务派遣大有喧宾夺主和取而代之势头。相关资料披露，目前全国劳务派遣工约占全国职工总数20%左右。作为国家主体经济的实体，一些央企和众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居然一窝蜂地违法滥用派遣工，不少国企滥用的派遣工已超过职工总数80%。国有经济实体带头冲击国家主体用工制度，岂非咄咄怪事?这让人深感恐怖，有一种主体用工制度不“主”和“支离破碎”的感觉。

　　什么是我国劳务派遣乱象的根源?人们自然要把矛头指向劳务派遣的“租赁双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他们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底线被其逐利的本性吞噬，致使疯狂滥用。我以为，他们不是“根”，只是“梢”，真正的祸首是职掌劳动执法大权的劳动部门。非法劳务派遣普遍的如火如荼，却从未听说哪里有劳动执法果断出击、严肃查办的。更为可恶的是，不少劳动部门不仅放弃对劳务派遣的监管，而且带头经营劳务派遣，非法牟利。劳动部门经营劳务派遣，“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悖权力运作基本规则。同时，严重违反中央“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铁规。

　　劳务派遣乱象风起云涌，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着我国的主体的用工制度，肆无忌惮地侵害着劳动者合法权益，国家如不采取急迫的有效的拯救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首先，要严禁所有劳动部门经营劳务派遣，已经开办的，立即停办，并处理好善后。其次，对劳务派遣迅速开展一次全国性的专项整治活动，凡不符合“三性”要求的，一律依法矫正，强制用工单位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第三，强化执法监督，对劳务派遣用工实行审批制度，一律事先报经劳动部门审批同意。对擅自违规使用派遣工的，要依法查处，责令改正。出现违规乱用派遣工现象，则要追究当地劳动部门不作为的责任。这些措施，若果能落实到位，劳务派遣乱象的拨乱反正，指日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