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北仑工会牵头调解劳动纠纷受欢迎
新华社宁波11月 25 日电(记者 郑黎)在宁波北仑一家电器公司打工的小王,前些日子忽然被公司提前解聘了,小王来到了区劳动调解中心讨说法,在中心工作人员帮助下,仅3天时间便顺利拿到了7000多元的补偿金。
面对当前越来越多的劳动纠纷案件,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创新思路,引入人民调解机制,由工会牵头,劳动、司法等部门协同配合,成立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让“娘家人”来管职工事,较好地化解了劳动纠纷居高不下的态势,取得了促和谐、保稳定多重良好效果。
工会牵头三位一体,从刚性裁决到柔性调解
“近年来,随着劳动关系环境的变化,我区劳动争议案件也进入了集中显性爆发阶段。”北仑区委副书记、区长华伟说,以前这些纠纷案件主要是靠劳动仲裁机构裁决或法院判决,但随着案子的猛增,行政司法部门也不堪重负。如2009年初的劳动纠纷仲裁案件已排到下半年10月份才能受理,现实逼迫我们要转换思路,寻找一条可行的新途径。
宁波市委常委、北仑区委书记陈利幸说,为破解这个困局,从去年初起,我们由分管区长任主任,区有关部门参加,成立了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下设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由区总工会牵头,区劳动保障局、司法局共同参与。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工会、劳动、司法等相关单位的业务骨干,区劳动仲裁院和区总工会职工维权中心也统一入驻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在同一幢楼里办公,维权、调解、仲裁三位一体,相互沟通互相配合。
北仑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主席朱永祖说,我们把调解案件分为简易型、普通型、复杂型和群体型四种情况,对于争议事实较为简单,涉及人数较少的简易型案件,一般采用电话方式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后,自行协商解决;对于争议虽然不大,但需要调查取证的普通型案件,我们按规定程序调解,并及时跟踪回访履约情况,保证调解的落实;朱永祖说,对于复杂型案件,我们更多的是请有关方面共同参与,整合资源,化解矛盾;对于容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群体型申诉案件,我们一般采取的措施是,先劝说工友们回到单位,再请双方坐下来面对面沟通,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案。如北仑一家建筑公司的包工头去舟山市招来了22名工人,由于事先没讲清楚报酬待遇,到了工地后双方谈不拢,包工头让工人们自行回家,那些工人就扛着铺盖行李来到调解中心,我们请区建筑管理处同志一起配合,陪同工人们回到公司与包工头协商,最后包工头答应每人支付220元的误工费和旅差费,把这起事件很快平息了。
编织一张大网,分级调解方便快捷
“北仑区有7900余家企业,60余万本地与外来员工,而联合调解中心仅七八名工作人员,仅靠中心是无法解决大量的基层一线的劳动纠纷。”北仑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俞金根说,为此,我们建立了“分级调解”制度,即区一级有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在街道(乡镇)及社区成立综合调解办公室,企业层面成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样四级调解组织编织成了一张大网,覆盖到各家企业和用工单位,做到上下联动,统筹协调,有分有合。
“各级调解组织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新碶街道总工会主席江智丰说,如我们街道综合调解办公室,较多地偏重处理工伤事故及相关的劳动纠纷,近一年来度我们街道共调解430起劳动纠纷,其中319起为工伤事故纠纷。江智丰说,一次,某模具厂一名员工来投诉,说在工作中手指被严重烫伤致残,影响正常生活,要求补偿2.5万元。而老板称,这小伙子来厂上班才一个月,是自己违规操作造成的事故,只同意赔偿1万元,双方差距较大。我们咨询了有关政策,提出了赔偿2万元的折中方案,经多次做工作,双方都表示接受。
“按照区里要求,我们公司也成了劳动调解委员会,”德商独资怡人工艺品(宁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公司劳动调解委员会主任周娜君说,不要小看公司调解委,如果企业内部不及时化解小纠纷,就可能引发大矛盾。
“企业产生劳动纠纷,其由头往往是内部管理不到位引起的。因此,调解中心来到企业,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提高改善管理水平。”宁波新宁劳务公司董事长梁雨田说,我们公司承包了宁波港区部分地段的保洁业务,有30来个职工在此工作。由于带班的负责人缺乏经验,活儿干完了没及时安排回家,一些职工觉得加班超时了,要求支付加班工资。而带队负责人认为职工实际干活并不多,不同意加钱,这些工人就去找调解中心。在调解中心主持下,双方经协商最终同意以实际出勤工时按80%计算发放加班费。梁雨田说,为避免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调解中心的同志还帮我们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员工们都表示拥护。
兼顾各方利益,源头化解矛盾
北仑区总工会职工维权保障部长、联合调解中心主任迟从民说,调解中心除了调解全区劳动关系矛盾,快速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外,还担负着指导街道(乡镇)劳动调解,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法律、政策、法规咨询服务等多项职能。迟从民说,我们还要求,各级劳动调解组织不能被动等待职工上门,而是要加强预警,随时掌握企业用工动向,及时化解矛盾。
大港社区工会主席朱红明说,我们社区有327家企业,近10万名员工,其中80%是外资企业。为及时了解情况掌握信息,我们在帮助企业开展劳动调解建设和谐工厂的同时,还选择一些工会干部、党团员、入党积极分子作为信息员,及时向我们沟通交流有关情况。朱红明说,如一次,我们辖区内的一家外资企业准备一次性裁员300余名员工,占员工总数的30%还多,工人们得知消息后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根据一位党员信息员提供的情况,我们立即赶往这家公司,与外商老板一起协商,提出了影响面较小的新的裁员方案,这样多管齐下终于化解了一场冲突。
北仑区劳动局副局长杨宏伟说,区立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成立以来,各级调解机构共接待调解了1632批次,4300余人次的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成功率达92.43%,且迄今没有发生一起反悔事件。杨宏伟说,在此期间,劳动仲裁案件也明显减少,这一年多来,劳动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为1041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8.5%。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俞德鹏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中国人爱面子,与以往通过劳动仲裁、法院判决等刚性手段相比,采取人性化柔性化的调解模式,更易于为劳资双方所接受。而且,工会本来就是职工的“娘家”,工会出面调解纠纷,对职工来讲心理上有亲近感,容易取得好的效果。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胡建岳表示,现宁波市已在全面学习推广北仑的经验做法,以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企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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