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良法首先需要摆正立法的价值取向，形成合乎文明进步的立法精神。在以往博弈不充分的部门立法环境中，《工伤保险条例》相关修改的信息让人颇感意外。与原有条例相比，既回应了近年来实践中的公民诉求，也彰显出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良好意图，对上下班工伤的认定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国家工伤保险立法的价值取向。

　　保险是一种集中多方资源，分担个人风险的保障制度。针对劳动者因工作遭受意外伤害而导致劳动力丧失甚至死亡，由国家和社会对其或其家属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就是工伤保险，其本质在于为劳动者提供免于恐惧与困顿的保护伞。基于这样的目的，工伤保险立法也应当以劳动者权利关怀为价值目标，一切制度内容应尽可能围绕这一目标来设计。

　　但相当一段时期，我们的工伤保险立法在工伤范围上限定太多，使得能够纳入工伤救助的对象很少，相当一部分因工作遭受意外伤害的劳动者无法获得救助，使立法的原本价值体现得并不充分。在前期征求意见当中，还有人认为上下班工伤认定存在界定难等难题，主张删除上下班工伤认定的条款。

　　不可否认，就执法的准确性和便利性而言，上下班途中的意外伤害的确存在界定难题，但因此将上下班途中的意外伤害排除在工伤范围之外，无疑背离了工伤保险立法的目标。因执法中不好界定，担心个别人意外获利，而全部否认一项工伤认定标准，这与其说是对执法的较真，还不如说是对劳动者权益的整体漠视，同时也小看了执法部门的把关能力。

　　从工伤保险的设定初衷看，只要是与工作有关的意外伤害，就应当获得救助。这种制度对劳动者的普惠价值，不能因为执法中的技术性问题而放弃。与因工遭受伤害的劳动者及其家属境况相比，一些认定上的锱铢必较就显得近乎刻薄。一部优良的工伤保险立法不是竭尽全力防范极个别人钻空子，应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确立起保护劳动者权利的价值准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此次修改扩大工伤认定范围，实乃超越了条文上的权利增值功能，而从更高层面回归到工伤保险立法的本源价值。与此同时，透过死亡赔偿领域中同命不同价的屡次争论，我们也不难看出，此次修改中确立起同命同价标准，背后突出的绝非制度公平性这么简单，更反映出立法对生命人人平等的伦理价值的尊重。

　　不过作为法学者的我们，在一片叫好声中也应看到修改后的新条例还有不到位、不彻底全面的地方。例如上下班工伤范围的确定仅限于途中遭遇非主责交通事故，对于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意外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