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其实记者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风光的。

　　11月4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表示，新闻记者正面临复杂的职业生态环境。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也坦言，记者维权仍有一定难度。下面案例中这些记者的遭遇并非普遍的业态现象，但多少也反映出部分一线新闻工作者的所面临的工作障碍和艰辛。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和谐的风波，值得深思、值得警惕。

　　侵权案例

　　莫名的罪名

　　有些采访，特别是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中，或者被礼貌挡驾、或者被敷衍搪塞、或者被“调虎离山”，甚至干脆被扣留，比如在伊春。采访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而对待事实真相的态度，在某些部门、某些人心中也越来越模糊。

　　2010年9月24日伊春空难发生后，各地记者陆续抵达伊春。然而，记者们发现，与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等重大灾难报道不同，在伊春采访“很不容易”，甚至会被扣留。

　　《华商晨报》记者王瞬天第一个被当地警方扣留。9月28日上午10时，他在当地殡仪馆附近寻找采访对象，约30分钟后，警方在殡仪馆周边拉起警戒线，他见状退出线外。就在此时，两三名警察涌上来，将他“反扣双臂，按着脖子，塞进警车”。“他们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是。”王瞬天在警车上询问被扣留原因，对方称：“抓的就是记者。”除了王瞬天，被扣留的还有《法制晚报》、《第一财经周刊》的另外3名记者。

　　羊城晚报记者联系上王瞬天，对于当时的情况，他不愿意多提，只是表示后来警方向被扣的记者集体道了歉。

　　这个道歉来得不容易。《南方日报》特派伊春记者杨大正回忆了事件的始末。

　　“伊春坠机事件的新闻发布渠道有两个，民航总局和伊春市政府。我们去采访，这两个机构就‘踢皮球’。”杨大正回忆，当地警察不让记者接近事故现场、医院、殡仪馆和家属所住的宾馆。空难事故发生后，当地宣传部门曾开过一次新闻通气会。然而，这个会不仅草草收场，而且发布的内容都是已被媒体报道过的信息。

　　9月28日上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与此同时，伊春市政府允许遇难者家属到殡仪馆辨认遇难人员遗体，还安排遇难者家属到坠机现场祭奠。记者们兵分三路，分别到会场、机场和殡仪馆采访。正赶往机场的杨大正忽然被告知“有4个记者被抓了”，“我当时就纳闷了，宣传部刚让媒体采访，怎么又抓人了?”记者们当即决定：“中断采访，先‘捞’人”。杨大正来到当地宣传部门的驻地惠群宾馆时，很多记者已经在交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协商，4名记者才回到惠群宾馆。傍晚6时30分许，伊春市有关领导就此事道歉。针对记者被扣留一事，伊春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华景伟说是一场误会。随后，伊春市公安局伊春区分局副局长崔华向在场十余家媒体记者道歉：“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在这次事件中受委屈的记者表示歉意。我是刑警出身，是个粗人，希望文化素质较高的记者们能够理解。”

　　莫名的罪名

　　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些守法公民的身份证遗失后被犯罪分子用于作案，而被通缉的却是丢了身份证的人。这样的误会，情有可原，错也不全在公安机关。但记者仇子明显然不属于这类倒霉蛋，他被无端通缉的原因，要复杂得多。

　　今年7月2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发现自己在网上被通缉了，通缉他的是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罪名为“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他成了“刑拘的在逃人员”。向领导求援后，他对妻子和父母匆忙交代和安排后，关掉手机，只身隐没于茫茫的城市夜幕中，“潜伏”起来……

　　仇子明“获罪”源于他对上市公司凯恩集团的报道。经过数次直接采访，他发表了《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凯恩股份再调查：被隐瞒的关联交易》两篇文章。

　　凯恩集团实际控制人王白浪多次打电话给仇子明，要求针对这些文章进行沟通，之后又通过中间人暗示可否通过私下交易，不再后续报道。但经济观察报社拒绝了这个建议。

　　7月27日晚，微博上，一位叫冒安林的网友率先发布了一条消息：记者仇子明因报道被定罪，遭全国通缉!这条消息瞬间激起千层浪，在网上被大量转载、评论，舆论一片哗然。全国各大报纸、网络、电视台等媒体对此都高度关注。7月28日下午，经济观察网刊发的《经济观察报严正声明》证明了消息的准确性。

　　7月29日早晨，更多报道和评论见诸媒体。上午10点30分，丽水市公安局电话告知经济观察报，对仇子明的网上通缉已经撤销。下午4时，该报社收到丽水市公安局传真的正式新闻通稿。稿中称：“经调查核实，遂昌县公安局日前对记者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

　　接到领导的电子邮件之后，仇子明这才结束了“潜伏”生活。

　　从业心声

　　只要方向清晰，黑暗可化暖意

　　11月5日，仇子明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采访结束时，他特别提到初入行时写的一首诗———《我是一个新闻的孩子》，其中一句是：“当方向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黑暗也可能/化为生命中的一丝暖意”。

　　羊城晚报：以你的经历来看，你认为记者可能面临的危险来自哪些方面?

　　仇子明：来自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媒体人自身的能力和操守本身就有危险。先说能力，媒体人毕竟是一个社会人，在一线跑的记者又大多数是年轻人，个人的阅历、见识、经验是有限的，常常出于主观的判断、听信单面之词，对采访内容或对象有潜意识的先入意见，然后带着主观预设去调查、采访，极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再说操守，意志力不坚定的媒体人，有可能在金钱面前丧失操守，比如收受“封口费”或“枪手费”。

　　客观原因包括：当事人的威逼利诱、打击报复，尤其是“秋后算账”;公权力的威胁。有些知名企业和企业家，都是社会能量很大的人，在公权力领域也有人脉，并不奇怪。

　　羊城晚报：除了“潜伏”，记者还能怎么保护自己?

　　仇子明：第一，谋定而后动。在采访前，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保证自己在操作的是一个真正的新闻选题。第二，每一步都和编辑、领导汇报，记者不过是一个选题执行者，不要一个人战斗，优秀的新闻作品要靠集体创作。第三，洁身自爱，尤其是对不义之财，要有抵抗力;此外，法律知识懂得越多，就越能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