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受侵犯的主要情形有：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程度低、劳动保护程度低、工伤足额赔付比例低等几大突出问题。

　　57岁的李铁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而他最愿说起的身份，却是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

　　2011年的第一个清晨，龙泉驿城区下着毛毛细雨，间夹飘飘洒洒的雪点。元旦小长假，李铁所在的工作站却没有放假。上午10时许，李铁和公益律师杜伟已从成都城区赶到了驻龙泉驿区某工贸有限公司，他们援助的残疾人农民工刘乐元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补偿案已进入到调解阶段。

　　经过2个多小时的据理力争，调解最终以用工单位一次性支付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作为结束。李铁、杜伟收起资料，又匆匆往成都赶，前来申请法律援助的农民工已在等候……

　　设“专科”看“急诊”

　　法律援助工作站倾力相助

　　赶回位于成都城区十二桥的工作站，农民工张大志和彭贵平早已等在接待大厅，他们正为向用工单位讨要补偿金的事发愁。来不及休息，李铁便开始细看两人的材料。说是接待大厅，不过是一间稍大点的房间，一条长桌，几把椅子。陈设简单，但挂满四壁的大红锦旗十分惹眼。

　　2006年9月，省法律援助中心依托李铁所在的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建立了我省首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站。

　　4年来，工作站共接待咨询案件2876件，涉及金额1.8亿多元，农民工切实拿到的金额为866万元。半个多月前的2010年12月14日，李铁等10名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杰出律师，被授予“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维权效果明显，但形势依然严峻。”李铁说，“农民工维权，难点在于博弈的双方实力完全不对等。”因此，在为农民工维权过程中，需要工作站这样的“专科门诊”。依靠专职律师去搜集维权证据、确定农民工与用工方间的法律关系。

　　2010年初，农民工代某找到李铁，“在成都从事十多年油漆工工作却未拿到工资”，用人单位为逃避法律责任，故意将劳动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在其工作期间，社保、工资由成都某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劳动合同则与成都某家私人有限公司签订。2009年，代某又受这两家公司共同法定代表人周某欺骗，与其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

　　工作站为查清真正劳动关系，先后6次调查取证，到法院立案庭3次才获准立案，并历经2次开庭，才终将事实厘清。法院判决，由周某名下两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除‘专科门诊’外，有时还需看‘急诊’。”李铁说，“外地农民工到成都，对城里不熟，连政府部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干完活一旦拿不到工资，连吃饭睡觉都成问题。”根据规定，农民工要获得法律援助，一般要经过申请、审查、指派律师等3个阶段，普通的申请算下来，也得七八个工作日。

　　针对紧急的案件，工作站建立了“急诊”通道，当天指导农民工办理法律援助申请、审批、办案，有关程序在同一天完成。“‘急诊’服务有利于防止矛盾激化，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为化解矛盾赢得时间。”李铁说。

　　兑现难 执行难

　　保证金等制度设计还需完善

　　据省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权益受侵犯的主要情形有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程度低、劳动保护程度低、工伤足额赔付比例低等几大突出问题。

　　这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工作特点有关。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采矿、家政、餐饮、机械加工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季节性”、“短期性”、“流动性”特点明显，用工方一般不会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合同，即便是签合同，农民工也只是负责 “签字”，在具体权利义务的约定上，“讨价还价”的能力特别低。“目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不到20%.”与李铁一同被授予“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的农民工维权资深律师袁雄先介绍。

　　无书面劳动合同，让农民工维权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一旦发生劳动争议，认定用工主体、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费时费力。据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统计，农民工维权案件平均办结时间在半年左右的，不足30%;长达两三年的占20%.农民工维权犹如打持久战，这使得大量外出农民工很难坚持，大多不得不放弃部分或全部诉求。“兑现难，执行难，苦等的结果仍是无尽的苦等。”袁雄先说。

　　对此，成都市政府已要求建筑企业要缴纳保证金，或者由相应担保公司对农民工工资提供担保，并建立专用账户、实行实名制管理、建立应急支付机制等。

　　此外，自然人劳务用工普遍存在，往往是一个包工头带上几个甚至几十个农民工就开始干活。一次，山东某公司承包了呼准铁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境内一大桥施工作业项目，该公司项目部与重庆某道桥分公司签订 《劳务施工协议》，组织劳务实施大桥空心桥墩砼、钢筋制作及绑扎工程，该劳务最终又承包给了“个体户”陈某，陈某组织达县籍农民工郭义华、黎大平、庞佑荣等共计42人进行施工作业。次年12月施工结束后，除借支生活费、回家路费外，农民工工资分文未兑现，拖欠工资累计达556350元。

　　2009年1月，累计拖欠长达6年，苦苦追索无果后，这些农民工慕名找到袁雄先。在无任何用工依据的情况下，袁雄先数十次找劳务包工头陈某做工作，索要施工承包合同及劳务用工清单，但陈某却怕得罪上家及业主，迟迟不来见面。有次为见到陈某，袁雄先在重庆江北足足苦等了两天，最终陈某被袁雄先的执著打动，把施工承包合同及劳务用工清单交了出来。

　　好不容易收集到第一手证据后，袁雄先千里迢迢两次赴内蒙古清水河县呼准铁路项目部找业主单位，两次到山东济宁找项目总承包单位，两次到重庆找某劳务公司，在一连串的授权委托支付后，2010年7月，最终由业主从工程质保金中转移支付了20万元农民工工资。剩下的30多万元，袁雄先仍在苦苦争取。

　　现实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只知道有活干，口头说好多少钱一天，就埋头苦干了，殊不知其中风险重重。在这种层层分包、层层转包、层层劳务承包作业中，到头来落下一头雾水：找谁要钱?谁才有钱?律师们呼吁，政府应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特别是劳动执法部门，要对违法转分包、雇用零散农民工等现象予以严厉处罚。

　　除现有的行政、民事等法律手段外，近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因拟增设恶意欠薪罪，被社会广泛认为可能会给农民工欠薪维权带来福音。

　　有困难找工会

　　多部门共建立体维权格局

　　目前，在省法律援助中心的主导下，全省依托劳务开发办、工会、残联等与农民工联系较多的部门建立维权援助工作站734个。此外，省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表示，目前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普遍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建设等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会组织建立起调处联动工作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形成了追讨欠薪工作合力。

　　据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今，全省各级职工法律援助机构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30.28万次;代写法律文书11083件次;支持、代理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案件7163件，协调办理非诉讼案件59550件。

　　同为“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农民工维权杰出律师王莉，现在是攀枝花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工会公职律师。参加完12月14日的颁奖，她便匆匆赶回单位投身于全市范围开展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检查由市总工会与公安、劳动保障等部门联合执法，将持续到2011年1月18日春节前。

　　攀枝花是川西主要的农民工输入地，工业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70%以上，农民工人数将近20万人，全市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维权究竟该找谁?“工会就是农民工的家。”王莉的回答简洁明了，“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维权更应找工会。在这20万人中，现在已有10多万人加入到各级工会组织。”

　　“感谢你们为我讨回了公道，是工会在我最困难时伸出了援手。”翻看着农民工张俊昌发来的手机感谢短信，王莉脸上满是喜悦。张俊昌从2007年7月开始到攀枝花的一家民营煤矿从事采煤工作，2009年7月因病离开，不久就被诊断患上了煤工尘肺病，而用工单位只支付给他2000元的赔偿。去年4月，张俊昌找到攀枝花市总工会，在工会的协调下，安监、工商、煤矿资方等相关环节都被邀请进来。经过多次协商，最终拿到用工单位7.1万元的工伤赔偿款。

　　但更多时候，“时间、精力、开销，农民工都耗不起。”王莉对农民工维权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感受颇深。首先是律师费，“虽然现在工会或公益律师能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但这样的机会，在面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时仍显得单薄。”由于工作地点的不固定，多数农民工属于异地维权，而维权的程序多，周期长。“农民工维权期间多已停下工作，收入直接被掐断，而异地维权的开销却在逐日累增。”王莉说，农民工面对维权的道道难关，往往会选择主动妥协和退让。

　　“工会没有执法权。”王莉坦言。工会的维权之路也困难重重，在多数情况下，工会也只能是“借力”维权。

　　2009年4月，攀枝花市总工会与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劳动争议大调解机制，加强了与司法部门的协调。

　　20年的维权经历，王莉先后无偿承办各类维权案件7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约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