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媒体人头顶着无冕之王的光环，站在信息的风口浪尖之上，洞察着世变风云，传播着时事民风。

　　身为媒体人，责无旁贷地关注着社会，却很少关注自身。然而，当卸下无冕之王这个光环时，才蓦然发现，原来最容易易被媒体人忘记的，竟是媒体人自己。

　　媒体人毕竟也是一个普通人。当他们日以继夜地忙碌在新闻现场时，经常面对让自己备感压抑之事而无可奈何之时………媒体人或者未曾关注过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但相关调查显示，媒体界属于亚健康高发行业。

　　在中国第11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法治周末》发起媒体人身心健康调查，结果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的工作感到压力大大，近八成受访者长期处于焦虑状态。媒体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不容忽视。

　　白发、胃病、颈椎病、失眠、焦虑甚至抑郁。

　　青春、理想、较真儿、激情、理性乃至成熟。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心状态，然而这正是当下越来越多的记者所经历的矛盾而又统一的现实人生。

　　对于记者，你可能尊敬，也可能羡慕，可能防范，也可能唾骂，但你可能从未真实地亲近过这个群体，分享他们的欢笑与泪水、亢奋与消沉、光鲜与尴尬……

　　今年是记者丁岩(化名)职业生涯的第15个年头，在2010年11月8日中国第11个记者节来临前夕，他却离开了自己供职多年的某知名媒体。经历了太多的压力、是非与身心疲惫，他想寻求一个崭新的开始。

　　丁岩1995年踏入新闻行业。1996年起，媒体市场化步入快车道。15年来，丁岩目睹了媒体市场的崛起，目睹了媒体同行的生存状态。

　　一日，丁岩在“开心网”上看到一个记者感叹“再也不想写稿子了”。这让他非常感慨，于是他想用自己的文字把从业多年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为了……”丁岩一时语塞，“也许是为了告诉后来者，记者究竟是什么吧……”

　　记者是一碗青春饭

　　从事记者职业15年，与许多同行一样，丁岩的身体并不太好，由于用电脑太多，他的视力大大下降，此外，腰椎和胃都不好。

　　他还感到自己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写起稿来就茶饭不思、上火、焦虑，很容易陷入一种极端自我的小环境中。同时，接触太多阴暗面，总是处于一种绝望和忧患的状态，把一件小事也考虑得很严重。”他甚至举不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因为这种状态“已经细化到每个生活细节里面去了”。

　　丁岩的同事任浩(化名)，每天一躺下就失眠。“但是他又习惯了这种‘宅’的生活状态，我们搞活动他也不愿意出来。”丁岩摇摇头。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闻圈内是个“小灵通”，很多时候他能第一时间获知信息。能够做到这样，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采访，他剩余的时间都在网上。

　　长此以往，代价就是颈椎不太好。上周，邓飞感觉眼睛不舒服，医院诊断为“干眼症”，这让邓飞后悔莫及：“就是因为太长时间对着电脑了。”

　　有一天早上，邓飞起来照镜子，忽然发现自己有白头发了。“我才32岁啊!”他惊呼。

　　邓飞注意到，身边的同行，大多数都患有常见的职业病，如胃病、颈椎病等，大多数男记者还有抽烟的习惯，“尤其是写稿子的时候，不抽烟就写不出来”。

　　身体的不适还在其次，丁岩觉得记者没有身边的普通人活得那么自如。

　　比如，去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大多数游客享受的是美丽风景，记者却要想“这背后是什么”，“要生产出尖端产品，就要与普通人的思维脱离，要去不断挖掘”。丁岩认为，这一方面使得记者的掌控欲非常强，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感觉记者是脱离了主流人群，是被“边缘化”的。

　　在目睹了许多记者转行的转行，转型的转型之后，曾做过记者的许文(化名)感叹道：“记者是一碗青春饭，说的没错啊!”大学毕业后十分坚定地要从事新闻行业的许文，如今已经不再做记者了，回忆过去的岁月，他总结：“我做了5年记者，够了。”

　　一般来讲，媒体招聘记者都会要求“35岁以下”，这让丁岩想不通，但也不得不承认，年龄大了，见的事情多了，会麻木，激情会消退。

　　没有一个假期可以完全放松

　　身体疾病与心理压力，是因记者的繁忙工作所致。曾经就职都市报的许文就是一个典型。

　　同许多市场化媒体一样，许文所在的报社给记者的薪酬是底薪加稿费，底薪是固定的数字，稿费要看每月发稿的数量和质量。

　　“光靠底薪，是没法支付日常开支的。”许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月能拿多少钱，主要还是靠稿费，这样，发稿量就非常重要。

　　许文所在的城市，媒体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几家都市报竞争非常激烈。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许文所在的报社还有一些规定。

　　比如，如果别的都市报报了的新闻，自己的报纸没有报，就叫“漏稿”，要扣钱。

　　再比如，报社要求每个记者每月都要有3篇“独家”稿件。倘若3篇都完成，记者能拿到将近2000元的奖金，只要少一篇，不但奖金没有，还要倒扣。

　　“这样，完成和不完成，差别就非常大，搞得大家焦头烂额。很多同事，从每月月初就在发愁‘独家’稿件，往往到月底才能完成，完成就大松一口气!”

　　日复一日，许文说：“就像流水线上拿计件工资一样，整个人都耗竭了。”最繁忙的时候，许文一个礼拜有七个专题在手上。

　　“连做梦都在写稿子。有一次在梦里梦见写完了，兴高采烈的，醒来才发现是一场空。”许文笑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文的业务终究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然而在自己稿子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顶峰的时候，许文却选择离开了报社，理由是“身心疲惫”。

　　对此，国内某大型日报驻站记者方泽(化名)与北京某周报记者骆明(化名)深有同感：“没有一个假期可以完全放松。”例如“五一”与“十一”，神经也不能完全懈怠，必须随时注意有什么新闻。

　　诺贝尔奖的公布日期为每年10月4日，恰好与“十一”长假冲突。“但凡盯诺贝尔奖的，‘十一’一点都不好过。”骆明说，例如今年诺贝尔奖名单公布之后，都市类日报第二天便将消息刊登出来，但周报必须确保稿件的深度，“诺奖绝不会提前告诉媒体今年是什么奖，你可以做准备”。

　　骆明是天文学类科普作家，他开玩笑说：“希望将诺奖颁给宇宙学科学家，因为这样我会比较轻松。”

　　如果遇上突发事件，记者的个人需要更是被排在最后一个考虑的问题。

　　近日，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方泽没日没夜地向总部发报道，几乎每天都是23点之后才回宿舍。

　　理想在何处安放

　　在骆明看来，做记者更多的是“心累”，科技记者是个典型代表。

　　科技要求非常严格，稿件里稍不注意就会说外行话，出现科学性的错误，这会给写文章的人带来压力。“上面署着你的名字，你要负责。”骆明说，“稍不注意，就会有人说你是传播伪科学、科普水平不行等，在你身上加上许多质疑的标签。”

　　对自己写作成果的担心，甚至变成了一种苛求，就职于某知名周报的记者于蓓(化名)就明显感觉到自己写稿的速度越来越慢，真的达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很多时候，她要为此熬上一个通宵。

　　丁岩生性不喜欢被拘束。15年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他放弃了做省级公务员的机会，做了省级党报的记者。7年前，怀着对理想的憧憬，他又放弃了党报相对稳定的生活，来到后来就职的某市场化知名媒体。

　　然而，在奉献了自己的美好青春之后，他却选择离开。

　　在丁岩看来，一个理想中的媒体应该是“始终充满理想主义的、能够欣赏你，并且因你而生动的平台，而且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能这样一直走下去的”。

　　在就职多年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媒体正面临内部价值观的分化。“比如，我们的深度报道部，就是做纯的新闻，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但报社别的部门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比如地方新闻部和经济新闻部，这样就带来许多矛盾。”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做记者，就是希望用自己的笔和热情写出对社会有所触动的文章。但我现在感受到的却是失望、麻木，制度没有根本的转变，历史就会不断重演。但我不可能永远充满激情、冲锋陷阵。”

　　方泽与骆明遭遇的困扰，是个人对价值的判断与报社相冲突。

　　这方面，方泽的体会很深。同一篇稿件，方泽认为完全有发表价值的，报社却往往持保留意见。时政类稿件尤其如此。骆明也有同感：“理想在现实中妥协的时候会很难过。”

　　现在，丁岩已过35岁，他的许多同学都已做到了单位的中层，有稳定的生活。但那并不是丁岩所向往的，他曾经向往的现在看来也并不那么值得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