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岁的巴东农民刘启勇正在为他自己的身体“还债”，3年的申诉路上，他的尘肺病情还在不断加重。而与远安两家煤矿签订的一纸“买断”协议补偿书，用23万元将他的半辈子牢牢的与这个目前无法根治的疾病绑在了一起。

　　“我的时间不多了”

　　不是在申诉，就是在去申诉的路上。

　　刘启勇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的小布包内，装着几年来的工伤认定书，劳动仲裁书和向各个部门写的求助信。这个巴东农民经常去找的几个单位，连门卫都已经认识了他。

　　3年来，他从巴东跑到远安，又从远安跑到宜昌。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被认定为工伤，要曾工作过的煤矿给他一个满意的补偿。

　　有时候，在途中简陋的小旅馆落脚时，实在喘不过气的刘启勇会用手按着胸前，想想在家务农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使他更有一种紧迫感。

　　“有些人觉得我不厌其烦的找他们，很会闹，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时间真的不多了。”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壮年男人，有种和年龄并不相称的苍凉感。

　　和众多患上尘肺病的职业矿工一样，他的肺叶正在渐渐纤维化。

　　2011年3月10日，他在宜昌疾控中心做了检查，尘肺Ⅲ期。两年前，检查结论还是Ⅱ期。他读过与尘肺病相关的医疗书籍，“这种恶化状况不可逆转。”

　　他更紧迫的去找曾工作过的这家煤矿，甚至会躺在矿上办公室的门口，给所有能够想到的人打求助电话。

　　“从2009年到现在，我没有回家过年。”刘启勇说，现在虽然养不了家，也不能去拖累还带着两个孩子艰难谋生的老婆。

　　有过去的工友会给他支援一点钱，让刘启勇先找地方吃饭。但再困难的时候，宁可露宿街头，刘启勇也会努力保证自己的手机畅通。

　　刘启勇总觉得，也许某天会意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的申诉出现转机。

　　9年井下的代价

　　1998年，22岁的刘启勇从巴东官渡村来到远安白云煤矿。“那时还没有什么职业病检测这些，经过别人介绍后，就直接到矿上上班了。”

　　在煤矿，井下掘进工一般都能拿到较高的工资，但当时并没有很多人能够意识到，弥漫在矿井通道内的粉尘对人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刘启勇在煤矿一干就是9年。直到2006年9月，因“感冒”回家休养的刘启勇返回了老家。

　　“从回家以后，就经常感觉到喘气无力，咳嗽。”刘启勇到巴东的医院看病，医生问到他有矿下工作史后，告诉他，可能是尘肺病。

　　2009年8月，刘启勇赶到宜昌，做了第一次职业病诊断，尘肺Ⅱ期。

　　此时的宜昌，关于职业尘肺病的诊断检验都有了明确的标准，他找到劳动部门咨询，被建议先通过劳动仲裁确立劳动关系，随后再进行工伤认定。

　　由于在1998年进入矿上工作，直至2006年离矿时，刘启勇都没有进行过职业病诊断。在找到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后，对方否认了刘启勇的尘肺病是因在该矿工作而造成。

　　争议由此开始。

　　协议“买断”后半生

　　在接到刘启勇的伤残补助要求后，这家煤矿立即派员进行了调查，称刘启勇在2006年至2009年间，还曾去多家煤矿工作过。

　　“我这几年一直在家务农，哪里都没有去。”刘启勇翻开他的包，拿出一叠文件。分别有老家村委会的盖章，当地民政局的盖章，只证明一件事。

　　“村民刘启勇于2006年10月务工回家，2007年在家种植烟叶，2008年在家修葺房屋，2009年在家种田。”

　　但在记者找白云煤矿负责人核实此事时，他强调经过专人调查，刘启勇在此期间的确在当地一家已关闭的庙岗煤矿短暂工作过。

　　在相关部门的斡旋下，白云煤矿、庙岗煤矿、刘启勇三方签订了一份协议。

　　主要内容为，三方一致承认庙岗煤矿是刘启勇最后的用人单位，但由于庙岗煤矿在远安的经营场所已经关停，无法履行对刘启勇的工伤保险待遇给付义务。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白云煤矿和庙岗煤矿一次性补偿刘启勇23万元。最后特别注明，刘启勇获得补偿后，与两家煤矿再无劳动关系，刘启勇自愿放弃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以及劳动仲裁。今后刘启勇不论生、老、病死均不再为此事向两家煤矿主张其他任何权利。

　　思考再三，刘启勇签了字。

　　他强调说，他签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再也拖不起。“为了治病，家里借了几万元的债，而后面还要继续花钱，老婆让我赶紧先拿钱救命。”

　　白云煤矿的负责人承认，这笔补偿数额，“在当时看来，也只是属于中等”。

　　艰难的过程

　　2008年，宜昌市卫生监督局曾发布预警，全市有2000多名职业尘肺病患者，同时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之中。

　　2010年宜昌新报告职业病百余例，其中尘肺病占90%以上。

　　一位疾控防治的专业人士坦言，从分析来看，宜昌实际的职业病患者数应该在报告数的10倍以上。

　　对于尘肺病的职业病防治，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名远安的煤矿经营主告诉记者，“像我们这样规模的煤矿，只要有那么十来个工人患上尘肺病，巨大的索赔数额基本上会让煤矿倒闭。”

　　而现在，煤矿在招收新工人时，就必须先将工人进行职业病检测，并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体检。如果发现疑似尘肺病，立即会对其进行转岗。

　　但像刘启勇这样还奔波在职业病申诉路上的职业矿工依然不在少数。

　　一位曾代理过类似案例的律师告诉记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职业病防治规定尚未完善时，患上的疾病，其中还有不少人，曾有在多个煤矿工作的经历，有的煤矿甚至已经倒闭。”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已经倒闭的当阳育溪煤矿，这家煤矿在2008年被关闭后，留下了9名被诊断患有矽肺病的矿工。他们都以2至5万元的价格，与矿方签订了买断协议。

　　但这笔钱显然难以让这些曾经的职业矿工们应对未来的生活。他们中还有不少人，至今依然和刘启勇一样，走在申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