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傍晚，最后一批工人走出广州欧姆龙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厂区，登上往宿舍的大巴，只剩几个光膀的工人在厂区球场中追逐着篮球。

　　这里很平静，两天前却非如此。7月21日， 欧姆龙超过一半的员工停工要求加薪。“当时，他们厂来了很多警车，市里、区里的不少领导也来了。”邻厂的一位保安告诉本报记者。

　　在欧姆龙停工事件的同一天，中止两年多的《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的草案，被提交到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在一次会议中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广东省是第一个酝酿明确规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争议协调机制。

　　“政策制定者希望以地方法例的形式落实工资共决制，将频发的劳资争议引入良性轨道。”曾参与《条例》第一稿制订的肖胜方律师如是说。

　　非“谈”不可

　　作为广州市总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的顾问之一，肖胜方2006年起经常参与劳资谈判。

　　但由于资方的天然优势，使得谈判很难进行。肖胜方举例，两年前广州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给资方发了谈判邀约，至今资方还不理睬。

　　这尴尬的一切，可能会因《条例》而改变。

　　“《条例》二稿增加的内容可以看作是迫使资方坐下来谈的制度保障，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在程序上的完善。”肖胜方说。

　　与一稿相比，《条例》二稿最大特点在于系统性地增加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争议的协调与处理”两大章内容，条文也从征求意见稿的48条扩大到83条。

　　修改后的《条例》还规定，1/5以上职工提出工资集体协商要求，即可在企业工会或地方总工会指导下，以民主推选代表方式进行协商，而企业收到工资集体协商意向书后，十五日内必须予以答复。

　　“《条例》更具有可操作性，一些重要的问题也没有回避，整体上往前推进了一步。” 曾参与处理南海本田事件的著名劳动关系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评价道。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很多省也有出台，这次广东省《条例》二稿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广东省首吃‘螃蟹’，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争议协调处理机制从程序到处理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细化的规定。”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分析道。

　　劳动者说“不”

　　在《条例》二稿被披露前，谁也没想到它会成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关键一步。

　　早在2008年7月，广东省人大发布《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但随后就搁置了下来。

　　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波介绍， 2008年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人大常委会根据各方意见暂时中止了《条例》的审议。直到今年，才将其补充列入立法计划。

　　在《条例》二稿中大幅加入工资集体协商的细化内容，直接压力显然来自近来突出的劳资纠纷。

　　在招商引资竞争白热化的年代，地方政府最关心能否给投资方提供满意的服务，而非劳工权益。但最近富士康“连跳”等事件引起人们反思。

　　“劳动者开始说‘不’了。” 广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张瑞洲指出。

　　这一方面因为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在增强，特别是《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在媒体引起了各种讨论，让劳动者更为关心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一直有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很多员工被辞退，他们被迫向企业追索欠账，纠纷增多。

　　欧广源在7月21日亦指出，“现在广东部分企业在劳资用工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部分外资企业对员工人文关怀不足、工资待遇偏低、加班过于频繁。”

　　据劳动部门统计，广东省停工事件集中在汽车配件、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90%以上的劳资冲突中工人们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改善工资待遇上。

　　为此，专家指出劳资冲突的原因之一，是“工资共决”制发挥的作用不理想。“很多劳资冲突本身只是工资问题，如果协商机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就不会发生冲突了。”常凯对本报表示。

　　在全国总工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益英看来，原来的法律都只是对“工资公决”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留下了很大的法律障碍：“法律没有规定企业有参与谈判的义务，导致在企业拒绝谈判以后，工会也毫无办法。”

　　而常凯认为，“工资共决”只有概念框架而无法落到实处的另一原因是：“地方工会很少站在工人一边代表工人去谈判。”

　　工会不只“灭火”

　　虽然前景可期，但是这份尚未正式通过的《条例》草案，还是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比如，《条例》 “工资集体协商期间，职工不得采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过激方式要求企业调整工资”的规定就引发争议。

　　不久前，搜狐网公开发表评论认为，要“警惕以规范集体协商的名义立法禁止停工行为”。“停工这种方式其实被禁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媒体表示。

　　但在常凯看来，这是把劳资双方拉到谈判桌上的积极规定。“对于雇主，这个规定是压力，如果他们不接受谈判，工人就有可能停工，他们就必须权衡。对于工人，也有限制，不能随意停工，必须先要提出谈判。”

　　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工会本身。作为《条例》所规定的主要的谈判主体，基层工会的情况并不乐观。

　　7月初，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在公开讲话中表示：“现在的企业工会和工会主席，很少是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基本上是企业老板内定。一旦出现劳资纠纷，工会就成了企业老板的代言人，根本不会站在职工的利益角度说话。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多数已是形同虚设!”

　　正是这样，劳资纠纷中，工会往往是“灭火者”。“现在很多工会就只会‘躲猫猫’，做‘和事佬’，做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肖胜方强调。

　　有人注意到，《条例》二稿中，依然保留了“双方无法进行协商，或者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或者达成一致意见不履行的，地方总工会应当及时介入，指导协调”的提法。

　　“协调是劳动部门的职能，工会怎么能代替他们去协调呢?这个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常凯对此表示担忧，“《条例》给了工会很多的权力，但是工会能不能履行，也是个问题。如果工会不去做，那怎么办?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工会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