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一线城市人口越来越稠密，而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又带来了诸如资源紧张、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压力加剧的现实难题——最简单的思路当然是把城市不需要的人口赶出城。那么，哪些人口是城市可有可无、碍手碍脚的呢?答案显然是低端劳动力。譬如低端劳动力首先面子上就不好看，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还擅长与城管等打游击;加上低端劳动力先赋或后致因素的掣肘，资源利用率低、财税贡献度小，这让嫌贫爱富的城市更是从骨子里恨得很有正义感。

　　经济社会，温情的道德逻辑显然抵不过趋利避害的现实逻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梦想与荣光，公众自然也不能指望所有一线城市承担起解决全国低端劳动力生计的责任，她们的怨言或心眼，是“在其位谋其政”的理固宜然。但问题是，如何将低端劳动力赶出城，其实是件考量技术与艺术的工程。北京人大常委会的建议，听起来很美——“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这里有几个道理需要厘清：一者，赶走了低端劳动力，空下的位置不等于高端劳动者就必然会自觉填满，它们之间的数量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并不是水与火的关系，所谓高端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人都是有各色需求的，包括擦皮鞋的需要、逛跳蚤市场的需求、缝缝补补的需要等。国际上那么多高端人才聚居的大都会，也与低端劳动力相处甚欢，独独我们就不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为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从而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那么，可以预见，此类产业或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必然也会水涨船高，结果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被提高”。赶走了低端劳动者，令千万人失业、千万居民生活成本更高，又不见得令高端人才蜂拥而至，此般账本，真是“得失寸心知”?

　　城市应以何种姿势挥别低端劳动力?这个问题固然不需要廉价的抒情，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若不是优质资源的快速集中，若不是农村支持城市的铿锵历史，一线城市怎会有今日之繁盛如斯。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靠的不是“强制”，而是顺其自然：一方面，切实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填平资源与福利的洼地，农村发展起来了，城市公共资源被摊平了，低端劳动力自然就不会往“中心区域”挤了，大家都回娘家去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方式的调整，让成熟的市场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理性选择。

　　没有人天生就高端，也没有城市生而优越。城市应以何种姿势挥别低端劳动力——这是一个决策问题，也是一个良心命题。真正的高端人才不是“高度自私的人”，也许他们更想看看某个城市如何作答，以决定自己的去向。忽然想起一句题外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先生说，“低素质的人在北京不是待一天、两天，他们长期居住后仍然素质不高，这该由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