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仅适用于少部分劳动者，大部分企业的工资应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但即便是7月份之后国内多个城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我国的最低工资线距离1638.75元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

　　本来最低工资标准仅适用于少部分劳动者，大部分企业的工资应该高于这个标准，但最低工资实际上成为很多企业的标准工资。底线往往成了被踩线

　　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和“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之后，“涨工资”成了舆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长期以来，依靠低薪来获取发展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拿走了工人的一部分必要劳动，而不仅仅是剩余劳动。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必然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满足必要的再生劳动条件，既要提高工资，又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但首要的仍然是提高工资。”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如是说。

　　最低工资有多低

　　什么是必要的再生劳动条件?

　　用王则楚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正常的劳动者赚的钱可以维持他和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能够继续维持生活的必要工资。

　　中国劳工研究中心是设在香港的一家劳工NGO。该组织正在参与发起的一项活动——亚洲基本工资运动——阐释了同样的概念。该机构工作人员华海峰告诉《中国财富》记者，工资应该能让劳动者维持一个像样的和有尊严的生活。设立最低工资，就是要表明，并非所有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都要通过谈判或维权来得到，基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本应予以保障。

　　该机构提供的一份报告中，亚洲基本工资的计算基础是：每个挣工资的人一周工作48个小时，所赚来的钱能满足四口之家(两个成人和两个小孩)的生活，包含饮食和非饮食支出，两者各占总工资的一半。食物的花费是根据每个成年人每天需摄取3000大卡的标准来计算的;非饮食支出则涵盖医疗保健、住房、衣物、养育子女、交通、燃料费、教育费用等，一样是依每个成年人每日基本所需的标准来计算。

　　经过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公式计算，亚洲基本工资被设定为每月475美元。此数字接近许多国家定义的生活薪资水平。

　　再经过进一步的推算，亚洲基本工资折合人民币为每月1638.75元。那意味着，中国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至少应是1638.75元。

　　但考虑到中国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同城市工人的生活成本差距明显。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分析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工人，至少要拿到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资，才可以保证他的基本生存所需，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向下竞争”的现实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标准主要采取比重法、必需品法等方法计算得来。虽然计算方法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40%~60%。

　　2003年12月30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最低工资标准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比重法，即确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户为贫困户，统计出贫困户的人均生活费用支出水平，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二是恩格尔系数法。三是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即以月平均工资的40%~60%来计算。然而，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采取的是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鲜少按照月平均工资的40%~60%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

　　本来，最低工资标准仅适用于少部分劳动者，大部分企业的工资应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但事实上最低工资成为了很多企业的标准工资。即便是7月份之后国内多个城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平均来看，我国的最低工资线距离1638.75元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最近十多年里，衡量外来工与本地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差距的重要参数——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一直呈持续下降态势。例如，“长三角”的上海从1993年的44.59%下降到2008年的29.16%。而“珠三角”城市的降幅更大，广州从1994年的44.51%下降到2008年的22.71%(2004年为17.53%)，深圳从1992年的49.6%下降到2008年的27.61%，东莞从1994年的50.22%下降到2008年的23.28%。调查还发现，有大约25%的外来工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外来工工资呈现“向下竞争”的严酷现实。

　　很多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外来工为了增加收入只能选择大量超时加班，形成了劳动者主动愿意加班的现象。“珠三角”的实际状况是，工人们加班呈常态化，每天工作10~12小时，每周工作66小时，每个月加班近120小时。推算下来，他们一年的工作时间相当于一般公务员法定工作时间的2倍，外来工一年要干公务员两年的活儿。即使加班，大多数的外来工只能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教授认为，虽然目前《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设专章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条文内容过于简单，存在标准确定不合理、制定程序不公开、缺乏公众参与等问题。为促进最低工资标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应通过立法形式对制定的标准、程序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她建议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或修订现有立法。

　　“深圳没有爱情”

　　2009年，物价重回通胀轨道。时至今日，深圳已经见不到零售价2元钱以下的蔬菜。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于外来工来说，即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由资方低价提供的住宿，以及伙食费、水电费，皆水涨船高，正在抵消着涨薪的正效应。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与深圳市总工会今年开展的“新生代外来工”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珠三角”外来工处于“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很多外来工往往在结婚、生育后感觉到生活状况急剧恶化，根本原因就是没钱教育子女、养育老人，更积攒不下钱买房子、创业。

　　过低的工资，派生出深圳一系列社会问题。

　　混合性、生存式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使得外来工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与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长期出外打工，影响了婚姻生活的稳定，有19.3%的已婚人员因打工造成了对婚姻的不利影响。已婚有孩子的家庭中，69.9%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一起生活，形成大量新的留守儿童。

　　物质生活的贫乏迫使外来工，特别是新生代外来工不敢奢望爱情，价值观更加现实。他们认为有钱比婚姻更重要，有地位比爱情更重要。

　　深圳小小鸟打工热线的工作人员刘超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深圳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未婚妈妈群体。

　　近三十年来，深圳外来工的平均年龄大多在23~25岁之间，而打工妹则集中在17~22岁。外出打工不仅是她们的生活驿站，还是她们的恋爱季节。这是一个极为矛盾的现实——生活驿站决定了她们生活的不确定性，而生理上却又到了渴求恋爱和婚姻的时候。生产线上昼夜紧张的劳作，封闭的工厂生活，令她们的恋爱和通婚圈十分狭窄。

　　几年前，一位打工妹曾经向深圳电台的晚间情感节目主持人诉苦，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工厂里谈恋爱很多没有结果。大家出门在外，男孩子想找个女孩来陪陪，打发点时间，女孩子则觉得找个男朋友可以相互照应。但他们的感情经不起现实的考验，有的换了工厂就分手，有的则外出租房同居。

　　传统观念与现实困境的夹击之下，青春期的外来工们酿出了一段段令人欷歔的悲欢故事。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的作者房忆雪，回忆起了一件她身边发生的事。

　　一个打工妹，才15岁，与工厂里的另一个工人恋爱了，当她怀了六个月的身孕后，那个30多岁的男人已经悄悄走人了。于是，她挺着大肚子，在车间一个个扯着别人的衣服问：“他去哪里了?他去哪里了?”

　　当然，并非打工的男人都没有责任感，但身处异乡、漂泊无定的生存状态下，不负责任的男人比比皆是。于是，打工妹们相互流传着一句话：“深圳没有爱情。”

　　可悲的是，那个女孩甚至都没有哭，生下孩子后，被厂里的老板娘卖给了别人，老板娘给了她3000元钱。3000元可是几个月的工资呢。于是，她拿着钱，高高兴兴地和别人吃饭去了。

　　“更重视现实利益，而缺乏精神高度”，是新生代外来工表现出的价值观特征。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现在企业支付工资只是让一个员工生存下去，不考虑他们融入社会的需要，不考虑他们自我成长的需要。特别是发达地区，广州、深圳，外来工的必要劳动再生条件是不够的。”

　　当然，爱情，只能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