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温家宝总理也在《求是》撰文，“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中华全国总工会7月3日发布消息称，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力度，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扎实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目前，全国已有13省(区、市)以党委或政府名义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23个省(区、市)人大制定“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这些指示和举措令广大劳动者欢欣鼓舞，2010年被众多专家和媒体称为收入分配年。

　　其实10年前政府就提出要增加劳动者收入，但因为没有建立工资增长的机制，劳动者收入因此增长缓慢。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已经5年没有增加过工资，而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也已连降了22年。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善，工资低水平将引发工人强烈不满，劳资双方关系会变得十分紧张。

　　无论从国外经验还是我国实际来看，采取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来确定工资的增长是一条有效途径。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能提供让劳资双方坐下来协商、疏导矛盾的平台，可以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二能缩小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维护一线员工的权益，确保每个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三能帮助企业了解员工需求，使管理做到有的放矢;四能使员工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发展目标，增强其主人翁意识，有利于劳资关系和谐稳定，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员工积极性。

　　200年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说道：“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戴维•罗默归结得更具体：更高的工资能增加工人的食物消费，改善工人的营养状况;能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能提高工人其他方面的能力;能培育出工人对厂商的忠诚。而公共决策理论认为，在经过了一个公共决策程序的决策，将是比较具有说服力和执行力的。

　　5月17日本田罢工事件后，珠三角上百家企业相继提出增资要求。由于工会及时介入，通过集体协商，劳资双方相互妥协与谅解，基本上解决得都比较圆满，这些增资企业的生产秩序和效率较之前都明显改观。被誉为工资集体协商标本企业的广州市国研机械设备公司副总经理陈蓓说，“其实，搞集体工资协商也让企业尝到了甜头，这些年来工人的积极性高了，企业的利润比工人工资增长得还快。”由此可见，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动荡，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罢工。

　　如今，以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一线职工集体涨工资为代表，沿海地区制造加工企业兴起了一股“加薪潮”。可以预见，在工会的指导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有望逐步成为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制度保障。

　　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密尔说，“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时代的工人总会提出自己的要求;随着法制的逐渐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潮流势不可挡。

　　据悉，为了解决工人“不会谈”的问题，全总拟投巨资大力推动专业集体协商员队伍建设，目前全国已有集体协商员6万余人。HR作为资方代言人，要懂得协商的基本知识、操作规程和相关法律法规，要具备娴熟的谈判方法和技巧，要能预测内部岗位调整及相应的工资变化，还要掌握影响当时当地本行业工资水平的各种信息，并能够预测劳动力市场未来的变化趋势。

　　由逐步普及到日渐常态化的工资集体协商时代已经来临，企业要想在这股大潮中破浪远航;唯有乘风顺势，积极应对，从长计议;HR要想在这项工作中游刃有余，必须努力学习，内外兼修，做足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