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最近撰文说，在长期，涨工资和人民币升值有替代作用，都能够促进经济平衡，但是由于升值会受到“热钱”干扰，涨工资是更好的选择，而升值则不利于中国工资增长。这一建议只有在工资能够灵活调整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保持相对稳定，但工资只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未能发挥平衡国民经济的中坚作用。

　　经济学家通常一致反对价格干预，因为任何对市场价格的偏离都会造成福利损失。但至少有一种价格例外，那就是汇率。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麦金农教授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压抑，比如压低真实利率，会导致很多扭曲和效率流失，因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利率市场化。然而，在倡导金融自由化的同时，麦金农教授多年来一贯呼吁人民币汇率应保持稳定。这种反差并不好理解。

　　工资和物价能够充分且及时调整的假定，在很多时侯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预言，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国家，实际汇率将出现同步升值。实际汇率升值有两个途径，一是工资和物价上升，另一个是名义汇率升值。然而，十多年来，中国的工资、物价及人民币汇率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显然，如果工资获得足够的上涨，将部分抵消“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顺差，并让外汇储备积累放缓;同时，工资充分的上涨也会改善国民收入在家庭、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提升家庭消费，降低储蓄率。然而，这两点都没有出现。

　　工资未能足够调整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限制了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出口部门的扩张只是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并未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到目前为止，中国仍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这决定了工资不会出现足够的上涨，使之未起到平衡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汇率在大部分时间保持稳定，但工资并未出现明显上涨，结果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

　　今年以来，用工荒比往年更加严重，劳资摩擦有所加剧，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有较明显上升。这些变化与其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期的前瞻性表征，还不如说是对过去工资过低增长的滞后纠正。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最为有利的时期，农村人口比重远远大过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显著。在国家一些政策的作用下，工资会保持温和上涨，但鉴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基本格局，工资上升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实际汇率的充分调整。

　　在汇率问题上，绕不开对日本经验的正确解读。麦金农教授指出，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日本上演了战后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货币工资增速达10%以上。到了1971年，由于当时日本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开始错误地逼迫日元升值。1990年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跌入一轮通货紧缩低迷期，至今尚未复元。在2010年，日本的工资水平事实上还出现了下降。应该注意的是，与日元同启升值进程的还有德国马克，德国经济并未遭遇日本式梦魇。日本工资的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汇率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性的。在人口结构上，1970年代日本的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已经显现，储蓄率和投资率随之下滑。在经济增长动力上，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跟进新经济浪潮，领导创新的能力减弱。在政策上，与日元升值相伴随的是，日本长期实施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抵消本币升值对日本企业的冲击。

　　假以时日，中国的工资调整机制会足够健全，那时出口部门扩张会增加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而工资水平上升，并带动有效汇率上升。但这一条件目前还不具备。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工资调整也并不灵活。现在，政策面是可以建议加快工资上涨幅度，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些工作也在开展，但最终决定一般工资水平的还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基本格局。由于在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相当长时间里依然较大，工资可能还无法获得与劳动生产率同等幅度的增加。

　　总之，汇率体制改革与工资上涨不存在理论上的显著对立关系。在当前条件下，抑制工资上涨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因素，而不是名义汇率。升值和工资上升之间除了有替代关系以外，还有着明显的互补关系。完全依赖涨工资调整实际汇率，会对国内通胀造成较大压力。如果物价上涨很快赶上工资上升，那么实际工资则静止不动。汇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国内整体的通胀水平，从而为涨工资提供空间，并能够提升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此外，工资上升不仅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也会增加非出口企业的成本;而升值则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门的生产成本，从而更好地调节内外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