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次衰退还没那么可怕，更为可怕的是遇上一个“失去的十年”。在美国，大家越来越关心糟糕的经济衰退已伤害了经济体增长的能力。确实，有很多理由去担心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长期的低增长状态。危机中，银行们已经收紧了借贷标准，并且将服从于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和流动性要求。结果，企业将很难获得银行借贷。

　　更加有限的银行借贷供给，将意味着较高的资本成本。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创新之源以及对就业增长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将会明显受到影响。政府在危机中已经负债累累，这暗示未来会有较高的税收，较少的投资，以及较低的增长率。

　　另一个担心是，危机将形成一个长期失业的局面，这会让失业者的技能慢慢萎缩。增加的结构性失业将减少劳动力产出和效率。当建筑工人和对冲基金管理者不得不去接受再培训、去做焊接工或者护士时，经济体很难增长。这个在技能供给和需求方面的错配，对于就业增长来说无异于砒霜。

　　在大衰退期间，所有这些效应是很明显的。在1933年到1937年之间，美国有一个银行借贷零增长，接下来就是没有投资，1941年的建筑业等行业实际比1929年还差。

　　相同的，错配问题阻碍了人力资源从夕阳产业到朝阳产业的转型。在英国，煤矿工人大量失业，汽车和技术工业的扩张受阻，因为熟练工短缺。在很多地方，长期失业都变得严重。

　　当一个人失去了技能，将会意志消沉，结果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除了失业毫无其他的复苏。在美国，在1937年失业率是14%，四年才复苏，那已是二战前夕。但是，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在1933年以后，产出扩张了。在1933年到1937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8%。在1938年到1941年，增长平均超过10%。

　　快速产出增长(没有快速的资本市场或者就业增长)必定是因为快速的生产率增长。这是1930年的一个迷思。尽管有高失业率，公司大量破产，融资困难，但是1930年代具有很高的生产率增长水平。为什么?或许是工厂电气化，以及铁路改组，并且很多公司建立了现代化管理。

　　这对现在的启示是，比如通用，面临危机应该寻求商业模式转型，美国航空也已经改善服务。制造业公司和服务业公司采用了信息化技术，使得供应链和质量管理系统达到最优化。但这一切还不稳固，政策制定者应该行动起来，鼓励这些管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