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这反映了工资

　　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

　　自2004年“民工荒”暴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从而使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1)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2)伴随经济的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反弹，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3)20多个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20%;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对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40%左右，打破了以往“工资增长慢”、“工资增长以国有单位为风向标”局面;(4)以“富士康事件”为标志，“劳资”纠纷频繁发生，近年来劳资纠纷的数量和涉及的人数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工资水平的上涨是由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多因素导致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税豁免、清除统筹提留、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政策等，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留给了农户，人均产出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另外，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费用的增长，并对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成本构成上行压力。

　　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人数仍达3亿，其就业比重达到40%，可以说，农业部门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便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也不代表劳动供给就像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无限弹性。这与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决策有关。今天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正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务工地与家庭生活地点的空间分离使他们难以兼顾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现在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正是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承担着承办土地、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如果要继续转移，很多农户都将面临没有劳动力留守的情形。如果要再增加农民的劳动供给，由于会带来家庭效用的损失，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样，工资会随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变为一条斜向上的曲线，是缺乏弹性的。

　　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农村保留工资和转移成本的上升，农村家庭分工使得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另一方面，工业化进入加速期，产值急速扩张带动劳动需求急速膨胀，巨大的劳动需求会形成巨大的推力，推动市场议价型工资超越生存工资的约束，出现持续、强劲的上涨。在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工资上涨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大于挑战

　　尽管工资上涨将给部分出口行业、部分地区和部分产业带来负面冲击，但从总体上说，工资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而且工资上涨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一，工资上涨必定会带来成本上涨的压力，但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并不会在近期转化为通胀的压力。

　　从2001-2010年工资水平上涨的情况来看，实际工资水平平均增速低于GDP实际增速，也低于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因此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从2001-2010年并没有增长。在2008年-2010年上半年期间，单位劳动成本快速下降，从5.1%下降到-0.4%。因此，虽然未来名义工资水平增速可能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但在短期内企业依然具有消化成本冲击的能力。另外根据人民大学宏观团队的计量研究表明，在中国通胀形成机制中工资成本推动的因素较弱，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机制”。

　　第二，工资上涨不会对所有行业形成同样的冲击。

　　不同行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而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根据投入产出分析，如果所有部门工资上涨10%，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计算的中间产品价格指数将上涨3.05%，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4.01%。工资上涨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国有单位企业平均工资相对较高，而城镇单位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形成，内在要求同一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工资趋向均等化。因此，城镇集体单位企业的工资可能首先上涨。集体企业受到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

　　第三，从对出口的影响来看，工资上涨不会对我国出口比较优势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非加工贸易出口品的生产受到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而加工贸易出口品的生产则受工资上涨的影响相对较小。根据我们的测算，非加工贸易生产中所有部门工资同时上涨10%，将带来非加工贸易出口综合成本上升3.18%，对加工贸易出口综合成本只带来0.79%的上涨，而加工贸易生产中所有部门工资同时上涨10%则只带来加工贸易出口综合成本上升0.65%。由于加工贸易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因此加工贸易生产中的工资上涨将不对国内使用产品和非加工贸易出口品产生明显影响。加工贸易生产受工资的上涨的冲击远小于一般贸易品生产。

　　第四，劳动力成本上升从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和出口地区结构的优化调整。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负的行业主要在服装业、纺织业等，但它们在我国出口结构中的比重比较低。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学品行业、金属制品业等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中技术水平行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等高技术水平含量的制造业。由于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接近50%，这些行业的特性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但不会制约这些产业的发展，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产业贸易竞争力的提高。

　　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

　　机制的开启与培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长率，但仍不能掩盖日益严重的结构问题。如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区域差异越来越大。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产生产业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促使企业自发地、内生地进行产业调整和产业梯度转移，以适应国际分工变化、国内消费升级、技术进步的需求，改变以往结构性调整缺少支点的困境，使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多地反映了市场机制的要求。

　　第一，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计划，并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尽管从2000年后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幅在10%左右，但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仍呈下降趋势，收入对消费的制约直接影响了由主要依赖外需向更多依靠内需转变。农民工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促进中国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意味着消费结构将全面进入工业化消费时代，消费升级将快速展开;从农村来看，到2008年家庭人均现金收入超过800美元，2009年超过900美元，刚好处于跨越国际温饱线，向工业化消费迈进的临界点;到2011年，中国人均GDP将步入4000美元大关，按照一般的消费层来看，中国也将步入对服务业需求加速的阶段。而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无疑将使上述台阶效应加速到来。

　　第二，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加速推行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

　　我国不同地区间，制造业部门的年平均工资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要显著高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而言，在1996-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西部地区高出了29.8%，而比中部地区高出了40.8%。事实上，即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从单位劳动成本的地区比较看，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整体而言，以北京为基准省份，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为54.41，而中部地区则只有47.1。因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在未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方向的选择上，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会是比较理想的移入地，而这必然会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地位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

　　第三，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导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内在机制和推进城市化进程。

　　工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从以轻工业为中心到以重化工业化为中心，再从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转向以高加工度工业为中心，最后才转向以技术集约化工业为中心。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在于，缺少市场导向型结构调整的内在驱动力量，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发展过程就是通过生产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变化促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助于工业化进程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也具有内在的可能性由行政力量主导转向市场力量主导。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低端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打开经济新局面

　　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

　　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流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在迎来“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之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因此,市场议价型工资上涨是我国要素市场发育的必然产物，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它预示着未来的结构调整将从行政驱动型转向市场驱动型。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标志着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第一，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性转变提供了新契机，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转变。

　　第二，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

　　第四，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迎来城市化的超加速期。

　　第五，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

　　鉴于上述的判断，我们认为不能过分夸大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式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战略性意义，应当看到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开启中国全面市场型结构转型的支点。

　　第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撬动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塑。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路转变到以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

　　第二，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加强劳资纠纷的立法，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三，在农民工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和农民工工资市场议价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应当引导该机制变革对于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积极培育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有意向地调整传统的劳资关系，加强初次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制度建设。

　　第四，在产业加速梯度转移的进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顺应市场化转移的潮流，加强中西产业转移承接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出台政策应对东部在传统产业转出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使东部进行全面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以形成东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

　　第五、在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的实施具有高度的经济战略意义。政府应当从传统的物资资本投资模式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