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府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日本名义GDP为1.288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GDP为1.339万亿美元。单从这一数据看，中国经济总量已超日本。然而在自豪之余，人们对“中国GDP超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态度，更多的是理性的反思和分析。在总量跃升背后，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第99位，尚不及全球人均水平的一半。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云笼罩下，中国经济改革多年积累的困难和挑战也一一凸显，当逐一梳理和改革进程中成就与问题时，我们即可清醒地知晓，这并不是庆祝的时刻。

　　中国改革30年的成功要诀，在于市场化的推进，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使得中国的市场活力逐步释放，市场参与度逐渐提高。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在改革初期，双轨制的改革路径，给不能自生的企业提供了过渡性保护，通过各种各样的价格扭曲手段，保护、补贴它们，这些扭曲产生了短缺，政府又利用各种行政分配手段为这类企业动员资源，使这些企业逐步具备竞争力。改革至今，价格保护的作用已时过境迁，那些受保护的企业不再是昔日育婴箱中的婴儿，一些已成为行业的“巨无霸”。现阶段，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资源错配，资金、人工、土地、能源、环境等成本的压低，是对投资、生产和出口行业的变相补贴，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给未来的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与此同时，垄断行业企业也在市场深化过程中，更多地享受到了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回报，又加剧了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扭曲叠加上行业垄断，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之一。经过了30年改革的洗礼和启蒙，市场参与者追求公平的诉求越发强烈。所以，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准入的进一步开放，将是未来改革的必由之路。

　　开放的30年，中国发展为“世界工厂”，这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创造的奇迹。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国际市场的需求萎缩，一度导致出口下滑，2009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3.9个百分点。当前很多欧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未来将处于低增长、高通胀的发展阶段，这将对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国内，随着人口红利拐点逐渐迫近，劳动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可以预见的是，出口未来对GDP的贡献将有所下降。但今年前7个月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总值增长40.9%，其中出口增长35.6%。出口的强劲反弹，提醒我们不宜对出口行业“妄自菲薄”。“中国制造”占据了很多商品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即便扩大内需，单靠国内市场也没有消化能力。而且，除了廉价劳动力之外，出口行业在劳动者素质、规模经济和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可比拟的，这些优势并不会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骤然消失，所以出口仍会为中国经济提供强劲动力。

　　“人口红利”是解释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下一个30年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成为发展战略转型的出发点。为此，政府职能转变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1.68%，居世界最高列。据预测，我国人口抚养比在2035年之前仍会低于53%，处于“人口红利”期。这意味着接下来的25年，政策要作出充分的安排。在就业方面，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发展高中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等方面未雨绸缪，逐步分担老龄化时代带来的压力。中央应重新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考核机制，让其退出GDP竞赛，引导地方财政资金从基础建设投资转向民生领域，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这样的准备，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本，才能在开放中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民生领域的投入，将增加国民的安全感和幸福度，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促进科技创新，真正实现共享式发展。

　　在现阶段，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大和经济增长的减速，宏观决策面临着选择困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政府必须学会接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同时适当容忍通胀，不再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宏观决策的制定，需要配合长期的转型战略来进行。站在发展战略的高度，宏观政策应关注质量而非速度、关注结构而非总量，才能提高前瞻性和容忍度，避免随着经济短期波动而摇摆。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经济落后，让我们深知其缺、深受其苦，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在极力地加速跑，试图赶超，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今我们已成为领跑者的一员，面对着常年积累的耗损和顽疾，是时候进行调整了。唯有如此，才能给“中国奇迹还能走多远?”以最完满的回答。

　　为探讨中国经济转型的相关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