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花大力气去调控并不十分严重的通胀隐忧，不如考虑如何让国民收入分配变得更合理一些。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如今已步入深水区，零敲碎打式的增量改革已没有多少余地，剩下的就是直面矛盾的核心：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而不解决社保、医保和高房价这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刘 涛

　　尽管7月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仅略微超过3%这一红线，可通胀隐忧已在公众心底滋生。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和国内绿豆、大蒜等农产品[18.20 3.41%]价格轮番炒作的双重压力更强化了人们对于未来通胀的预期。虽然央行早在去年年底就已预见，在经济复苏阶段，通胀很快会成为麻烦，并为此提出了“管理通胀”的政策理念，但从通胀预期似还在不断强化来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根据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胀与就业(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正向关系，当中国经济增速重新回到8%以上时，3%甚至更高一点的通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反而可能诱发经济“二次探底”;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存在“货币幻觉”，倾向于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做出反应，而忽视实际购买力变化——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即便物价上涨了，人们并不会对此太在意;只有在工资不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转而关注货币购买力的变化。

　　笔者无意刻意轻描淡通胀的危害，但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事实是：1994年以来通胀发生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是在2008年这样的全球大通胀中，中国也以较快速度擒住了通胀这只出笼猛虎，甚至比美国更早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央行除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等各种市场化手段外，还保留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货币政策工具。

　　足球界有句名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如果把反通胀视为被动防守，那么，收入增长无疑就是最好的进攻手段——当然，这里所说的收入增长，绝非所有人收入的同比例增加，因为这反而会加速通胀的到来，而是指未来10至20年内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稳定增长。

　　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或工薪阶层和农民而言，通胀固然可能对其固定收入和财产形成一定的“蒸发效应”，但以过去20年中国通胀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来看，该效应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相比，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缓慢增长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才是导致其财富止步不前甚至不断萎缩的重要根源。而低收入反过来又对中国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拉动形成了负面激励。

　　先看城镇。全国总工会的专项调查表明，去年中国职工月均工资2152元，其中低于该标准的人数占67.2%;低于该标准50%、每月只拿1000元工资的人数占17.3%;而过去5年间未有任何工资增长的职工比例高达23.4%。无疑，一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拉高了城镇收入增长水平。

　　再看农村。农业部最新调查发现，去年城乡收入差距从3.31∶1扩大到3.33∶1，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迄今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仍高达4007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来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讨论成为中国上下关注的热点。

　　早在今年4月份，温家宝总理就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表示政府将通过加大税收调节、打破行业垄断、取缔非法收入和规范灰色收入等具体措施，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而最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不少学者将本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体思路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六个字，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其中，“提低”和“调高”更类似于手段，而“扩中”才是目标和归宿。

　　就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接近2000至3000美元时，通常会伴随着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人群的显著扩张。相比之下，改革开放至今，国人生活物质条件确实得到较大改善;但中等收入者并未大量出现。由于片面强调效率、忽视公平，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已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依据一项独立调查，去年中国贫富收入之比为1：13。

　　“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在于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激烈;而在“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中，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流，能起稳定器的作用，同时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补贴负担也相对容易。北欧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持久繁荣的。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如今已步入了深水区，零敲碎打式的增量改革已没有多少余地，剩下的就是直面矛盾的核心：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但这又离不开一系列坚实的制度保障。例如，要实现所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首当其冲的两个重要文件就是《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和《工资条例》。

　　曾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酝酿于2004年，并在2007年至2009年间先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至今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据传仍停留在“修改阶段”;而要求职工工资增长与CPI挂钩、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进行限制的《工资条例》同样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各方利益，是导致相关制度性保障一再难产的重要原因。

　　还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说的收入，只是名义上的收入。所以，不能仅将“中等收入者”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收入分配概念，它更应当是生活质量的体现。显然，不解决社保、医保和高房价这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基于这个现实，中国政府和央行与其花大力气去调控并不十分严重的通胀隐忧，不如考虑如何让国民收入分配变得更合理一些。因此，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编制“十二五”规划纲开展的专题调研以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国人怀着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