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篇媒体报道爆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话题：“调查称我国90%以上80后无法赡养父母”，引起了公众的热议。甚至一些国外的记者也对此话题非常感兴趣，到中国社科院要求采访，近日里我就接待了3位。的确，日渐逼近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终于使中国社会对老年问题有了紧迫感。有学者结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满，发出了愤懑的呼声。但我认为，老龄化本身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其影响有正有负，并非必然成为社会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对银发浪潮的冲击准备不足，它就会成为社会问题。记者以此为题，再次对中国社会敲响警钟，实在很有必要。

　　但是，报道中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首先，对于调查数字的理解和使用太不专业：“记者又相继采访了多个80后，在受访群体中，99%都确定自己无法赡养自己的父母”。按统计学的要求，调查样本至少要在30个以上才有起码的统计意义。而记者采访的“多个80后”，恐怕是满足不了这个基本条件的。所以，他的“99%”的说法，并没有统计意义。媒体以此命题，倒有了“标题党”哗众取宠的嫌疑，并对公众产生了误导。据我与外国记者的接触，在他们眼中，这就可能成为80后独生子女一代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证据，所以必须给予纠正。

　　其次，报道中对于“赡养”和“照顾”这两个概念用得过于随意，因此而造成表意十分含混。通常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包括3个方面，资金保障、服务照料和精神慰藉。对老人的“赡养”，其涵义也许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是指“资金保障”，广义的是指满足老年人的全部需求。报道的标题及文中的一些内容会使人发生误会，或是认为90%以上的80后都不肯负担父母的赡养费(父母要不要是另外一回事)，或是90%以上的80后都不能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这会造成80后青年人对老人不负责任的印象，但这肯定不是被调查者的本意，也不符合我们对身边社会的感知。然而，如果仅指对老人的照顾，那就比较符合事实。如今的年青人，尤其是农村的年青人，因为流动(进城务工经商)，因为职场竞争的激烈和生活压力的增加，90%以上有可能对父母的生活照顾不周，倒是可以想见的。

　　从90年代开始，学界就指出，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将会形成“4—1—2”的赡养格局。亦即一对夫妇，上有4位老人，即父亲、母亲、公公(或岳父)、婆婆(或岳父)，下有2个孩子。所以，届时中国老年人的赡养会是一个大问题。如今，政府正在加紧建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把8亿农民(若按户籍则是9亿)的养老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并可望在2020年之前，完成这项民生工程。新农保的意义，其实完全超出了“农村”，其政策设计对所有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都是有用的。如果这张安全网能够织就，那么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了最基本的资金保障。虽然现在的标准还很低，但这是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进行调整的。

　　然而，对父母亲提供服务照料，若依传统习俗完全靠家庭，则一定会成为大问题。要说明的是，这其实并不仅仅与独生子女相关。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也就在8000万个左右，所占的比重也就在20%上下。导致老年人照顾问题的最基本的原因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压力。所以，从现在起，一定要在舆论上积极引导，使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做好接受社会服务的思想准备。未来老年服务照料的基本格局是：对于生活上可以自理的老人，应该实现“在社区服务支持下的居家养老”;对于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老人，则应该接受专业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养老服务机构的好处在于：一是专业化，以提高质量;二是集约化，以降低成本——可以做到质优价廉。

　　可以预见，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农村更甚。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缺乏劳动力，但在中国，城市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一些。因为只要城里有就业机会，农村的劳动力就会补来填补空档。然而，如果将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农村的老年人谁来照顾?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重视，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也许会有一个例外。因为现在一线城市都在很雷人地追求“高素质化”，亦即用种种阴的阳的“计谋”逼迫“低素质”们离开。如果这些计谋得逞，“低素质”们真的被逼“用脚投票”，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不愉快的记忆而不再回来。如此，这些由纯粹“高素质”组成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前景又会是怎样的呢?——至少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际大都市能够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让我们的市长们再一次创造让世人瞠目的高素质的“中国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