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举措，评价比较高。我想首先回顾一下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样更容易把当前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亚洲危机应对经验

　　当时，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度过了危机，对整个亚洲和全球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

　　我个人总结，至少有四条措施非常重要。第一是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应对通货紧缩。第二是积极参与WTO谈判，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会更加开放。第三是在周边国家货币贬值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从现象上看，好像贬值对中国出口有好处，但是，人民币一旦贬值，就会引起周边国家货币新一轮贬值，危机就会更加深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全世界宣告人民币不贬值，一下子人们的心理预期稳定了。第四，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期，还是用改革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我们实施了很多项改革。我个人回顾，当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改革，对度过危机非常重要：

　　一是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看中国的大型企业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但大家别忘了，13年前，中国国有企业三分之二是亏损的，所有的国有企业，赚钱的、亏损的，加在一起，加总看还是亏损的。尽管当时面临很多压力，但政府还是大胆推进改革。同时，放松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限制，民间力量在克服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在推进国企改革的同时，一部分国有企业破产，不少工人失去工作。中国抓住时机，推进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如今诸多改革的基础。

　　第三，中国当时的几个国有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地说，从技术上都是破产银行，因为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剥离其不良资产，对其资产实施重组，好银行、坏银行，加以区别，成立相关资产管理公司。这就为2003年以后的国有股份制银行大规模上市奠定了基础。

　　第四，中国当时推进了住房体制改革。1998年前，中国的城市职工和国家公务员都是由国家无偿分配住房。1998年的改革，把这种国家福利分房的做法改为货币补贴，住房通过一定方式变成个人能够买卖的财产。当然，这项改革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在1998年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房地产市场绝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动力。

　　回顾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再来看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内需，对克服危机产生的冲击，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刘易斯拐点”到来

　　两年前，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巨大的冲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非常悲观。但是，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并没有那么悲观。当时，相对冷静看法的依据，是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总结出来的。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悲观情绪往往会过头，而且，悲观情绪有传染性，在传染中会不断加重，我们往往被这种悲观情绪所笼罩。

　　从这次危机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存在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此次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或家庭债务杠杆过高。对中国而言，既不存在国家债务杠杆过高的问题，也不存在家庭债务杠杆过高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危机不会简单地在中国发生。对此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就不认为此次危机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冲击，因此，并不那么悲观。

　　但是，中国经济未来也并不像很多国外经济学家看得那么令人乐观。中国经济面临很多困难，诸如国内呼声比较高的，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从国际上看，有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国家的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多年累积的，并不是今天一下子才发生的。这些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在中国有一个变化，应该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这就是在30年改革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说是无限供给的。但是，在近一两年中，在沿海地区、中国的很多地区，包括家庭用的保姆，都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导致近一两年来中国工资在普遍大幅提高。我个人认为，这个变化是中国30年来第一次发生，而这个变化带有趋势性，并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所以，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讲，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到来。但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目前中国农村还有数亿人口，美国农村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口，日本也不足10%，而中国除了农民工，至少还有40%的人在农村。你们能说“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了吗?

　　前几年，我在政府工作时，曾参与过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调查，发现留在农村的人口，平均年龄超过45岁。中国有句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人们的片面性。农村人口多，就认为农村还有许多劳动力可以转移，借用这句话，我说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森林，只看总数，而不看树木，不看结构，就得不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再降至10%，我个人认为，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30年都实现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分留在农村的人已经沉淀在农村，无论工业如何发展，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太可能离开家庭，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进入非农产业。

　　因此，我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给，现在已经到了历史性转折点，也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到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工资会持续上升，中国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产业，必然难以维持。

　　国际上某些人士总是在说中国的汇率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一轮工资上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人民币可能升值的空间。劳动力市场正在调整，而且这个问题刚刚开始。

　　为应对人口形势的变化，今后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型。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就像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大刀阔斧地推进若干改革措施。

　　调整生育与退休政策

　　此外，下一步，中国还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生育政策问题。2010年是中国推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30年，一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国际上公认的人口替代率是2.1。中国官方统计的与民间经济学家统计有很大不同，但替代率肯定低于2.1。这样下去，中国的劳动力肯定会越来越少。随着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绝对人口还会增加，但是，年轻劳动力人口将减少。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可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的时候。比如一个家庭允许生两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是影响人口数量，对人口质量也有极大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在全世界人口出现老龄化的国家，都在推行这项政策。现在人的寿命更长了。中国的退休制度，是当初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十年左右，现在可能是20年、30年都不止。目前这个养老金制度是无法维持的。因此，必须跟随世界潮流，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这件事不太好办。在发达国家，只要延长退休年龄，就往往会引发社会强烈的抗议，引发骚乱。而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现在“50后”、“60后”的人们愿意干活，同时，“70后”还愿意生孩子。现在生育年龄的主体是“80后”，即使是来自农村的青年，他们的观念已经变化。再过十年，如果年轻人也普遍不愿意生孩子，退休的人也不愿意工作了，再调整这两项政策，就有点晚了。

　　关于中国老龄化，在2000年，65岁以上的人已经达到7%。这相当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当时，用美元计算，不考虑实际购买力，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现在的2倍，因此，中国人口结构被称为“未富先老”。也就是说，人均GDP还很低，但老龄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7%到14%，只需要25年，而一般发达国家则要经过近50年。这对中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