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民工相对集中的省份广东，尽管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数据表明，去年新年期间因欠薪产生的大小纠纷加起来依然不下千件。农民工遇到欠薪之后，“第一时间”该怎么办?

 

　　公益律师开门见山告诉大家，农民工在遭遇欠薪时可采取的正常维权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

　　讨薪主要有三种正常渠道

　　●包括求助工会;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委托律师

　　●也可通过自己的“土办法”讨薪，但前提是一定不能触犯法律

　　一、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有工会的单位，可首先向工会反映情况，通过工会与用工方进行交涉;若单位还没有成立工会组织，也可直接向用工方提出协商要求;被拖欠工资的工人还可联合起来，向用工方提出集体协商要求，给他们施加压力。

　　二、采用行政解决方法：可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随着讨薪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各地劳动局基本都有专门处理该类投诉的部门。

　　三、委托律师进行追讨：即通过律师进行调解，调解不果可申请劳动仲裁;若对仲裁不满的话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黄律师说，大部分被欠薪的农民工还是通过前两个途径解决问题的。第三个方法由于过程漫长且程序繁杂，若非迫于无奈，一般较少采用。黄律师建议说，如果前两个方法都走不通且无法支付律师费，农民工朋友可向当地公益法律服务处或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因为此类机构主要是为“夹心层”提供方便，如广州普通打工者月工资2000元左右，而该类案件律师收费是3000~5000元，打工者通常请不起律师，就符合援助条件。

　　“当然，也有不少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办法追回了属于自己的酬劳。例如有被欠薪的工人选择日夜蹲守在厂房门口，与老板‘形影不离’，一见老板就不断重申自己的要求，直到老板发放工资为止。也有工人选择联合其他工友停工，当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老板也只有答应工人的要求。”黄律师强调称，农民工可以通过自己的“土办法”来追讨薪资，但前提是一定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

　　黄律师称，他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尴尬的局面在于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淡薄。不少农民工朋友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者在建筑工程经过层层分包之后，劳动者不知道承包方是谁，导致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缺乏有力证据，丧失主动权。他提醒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并清楚条款内容。

　　“帮农民工讨薪成常规动作”

　　“目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已普遍增强，基本上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铁说，有位女农民工在成都某酒店工作一星期后被无故辞退，一分钱都没拿到。在工作站帮她维权讨公道时，酒店老板随手丢出100元作为补偿。可这位女农民工不答应，说按规定，还有100元该给她。接下来，公益律师又帮她多次找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和酒店协商，甚至还准备取证上诉。李铁表示，他们至今都很佩服这位农民工的坚持和认真。

　　“连100元该得收入也要力争拿到手，数额高的就更不愿放弃了!”据公益律师杜伟介绍，2006年年末，147名没拿到工资的农民工在成都市内聚集，有人试着找到工作站帮忙维权。“当天下午，来签字委托的农民工排到了下一个街口。”这些农民工都在某大型楼盘的工地上班，当听说这里的律师可以帮忙时，很多人自带板凳，坐到晚上10点才办完委托代理手续。后来由于当地政府和媒体的介入，这起讨薪纠纷还没开庭就得到了解决。这些农民工在30天内拿到了上百万元的工资。杜伟称，这也是工作站成立以来办理时间最短、代理人数最多的一个讨薪案子。

　　“当务之急是对农民工权益诉讼审理程序进行‘化简为易’的司法改革”

　　“帮助讨薪和索要赔偿的案子件件都办得不怎么通畅，但最要命的还是程序冗长‘拖死’人!”李铁说，工作站刚成立时就接到一个涉及农民工的工伤案子，但这位农民工参与修建的楼盘属于层层转包，开发商和各级承包商一直都在打官司。因此，虽然接案办理已有3年多了，但至今仍无多大进展。根据李铁的预计，就算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结，此案启动后也还得要走完包括强制执行的14个程序。

　　“这的确令我们感到有些尴尬!”工作站律师程积焱说，还有一个案子因程序耽搁而始终结不了案，竟让农民工在几年时间都拿不到应得的赔偿金，最后这位农民工反告工作站“办案不力”。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新生事物，但为其维护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却显得有些滞后!”李铁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农民工权益诉讼审理程序进行“化简为易”的司法改革，否则，农民工维权难还将长期持续下去。“拖得无指望，别人自然就会对倡导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丧失信心了!”这位曾在四川省司法厅工作20多年的老律师将此改革看得特别重要。

　　“取证难于‘上青天’”

　　“工作站成立4年多，我还从未见过一份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的完整的劳动合同。”提起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取证难，李铁的感受更为深切。他分析其中缘由，主要还是因为农民工在雇佣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他说，按照目前的法律，如果农民工遭遇欠薪等维权案件，要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举证还要靠农民工自己。但实际情形却是，许多用人单位、尤其是那些小作坊、小企业、小工地都不愿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同时，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最初也比较容易忽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一事，等到发生劳动关系纠纷时，才又回过头来费尽精力去查找各种维权证据。

　　“为帮农民工赢得劳动关系争议官司，包括工资表、饭票、考勤记录我们都不放过!”工作站律师杜伟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接手一个涉及农民工劳动关系的争议案子，业主咬定这个农民工不是其单位员工，口气很硬地不愿做出赔偿，办案律师最后从企业出勤表上查到了那位农民工的名字，才迫使那家企业乖乖地做出了赔偿。杜伟说，他们在为农民工维权官司中取证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要比用工方代理人举证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

　　李铁往深处分析“取证难”说，就目前的法律而言，不管是劳动关系仲裁举证，还是工伤认定的程序上，用人单位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不仅如此，用工方因为具备财力，请的委托代理人几乎都是些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大牌律师，且手中还握有大量证据。种种情况，加剧了农民工维权“取证难”这一问题。

　　到工地讲普法课，开发商和包工头“坐镇”，农民工无人敢咨询

　　为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前移”，工作站主动到成都南延线一家工地去为农民工上普法课。去之前，就已得知这家工地的开发商实际上并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原准备在讲课时加以提示，可没想到的是，在这场为农民工举办的专场普法课堂上，最后一排却坐着开发商老板和十几个包工头。开讲了一个多小时，农民工见后头有人在“监督”，没有一个敢提问题。公益律师们只好在课程结束后，悄悄给农民工塞小册子，让他们有问题就打电话，但后来也没有接到任何敢咨询的电话。

　　“我们作为带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不能接商业案子的。”李铁抖出“家底”说，工作站全年的费用包括人员工资、房租及出差费用也才6万多元，但要承担的工作量却非常大。据他介绍，目前四川省司法领域全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加在一起也不过才1800万元，按四川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多达2200万计算，人均一年不足一块钱。

　　“营造善待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更重要”。李铁最后说，他期盼人大和政府部门从立法及监管层面，进一步加大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力度，别让上述“拖不起”和“取证难”的不正常状况继续发展下去。

　　这些“榜样”学不得

　　三亚：爬上塔吊欲“跳楼”

　　一妇女讨回工钱遭拘留

　　12月4日，一名30余岁的妇女陈某爬上了三亚大东海海韵路某工地约20层高的塔吊上，以跳楼相威胁，向工地承包人索讨工钱，最终经过多方协商，陈某拿到了35万元的工钱，但随后被公安机关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将其拘留。

　　厦门：百余人交通高峰期堵路

　　“策划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刑拘

　　经一名“精通”讨薪术农民工的“建言献策”，小包工头“父子党”纠集100多人组成人墙，于交通高峰时段堵路讨薪70万元，导致交通枢纽“梗塞”，车辆排起长龙。11月13日下午，这场闹剧在厦门集美同集路体育学院路段上演。3名 “策划者”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依法刑拘。

　　沈阳：将六岁女儿绑在电线杆上

　　农民工触犯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8月31日，沈阳三好街上有一对农民工夫妇，把六岁的亲生女儿绑在了电线杆上，目的竟然是为了讨要被拖欠的2000余元工资。律师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郑州：不信法律拜河神

　　至今尚未讨回一分钱

　　10月11日，郑州，一群农民工聚在黄河岸边点香跪拜河神祈求讨薪成功。农民工们手持木板，一起朝河神将军像跪下叩首，点炮杀鸡祭拜。农民工称，选择叩拜河神将军，是希望河神保佑大家拿到675万元工钱，赶紧收秋种庄稼。此事迅速在媒体上曝光，引起多方关注，农民工们对讨薪充满了希望，可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仍没有拿到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