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这批16岁~30岁的年轻人，已占据全国1.5亿外出农民工的61.6%。

　　表达缺失

　　2010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就正式给他们冠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也发表了专门的课题报告。里面对这一群体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毫无疑问，这些年轻人未来将成为中国劳动者的重要群体，他们的生存与精神现状，某种程度决定了劳动者的地位与尊严。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进入一个建筑工地，试图对他们进行微观式地剖析。

　　那天的风很大，京城玉泉路与阜石路交叉口旁，是河南华泰建筑有限公司的建筑工地，几百名农民工正在大风中进行劳作。记者遇到了三位80后农民工：王世专、王自认、周金峰。

　　在诸多媒体里，新生代农民工会打耳钉，穿喇叭裤，老一代农民工是两个大包，一头乱发。但我认为这都有些片面，这是一个数量近亿的群体，不会全部是这样极端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三位衣装普通，外貌朴拙的农民工更能代表目前的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特征。

　　他们的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风沙的磨砺使他们的皮肤老化比较严重。看上去，他们都比实际年龄大4到5岁。

　　采访是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表达，特别是王世专与王自认两位架子工，见到记者还十分紧张，手不停地搓着，总是不知道说什么，不好意思地笑。

　　目前，伴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劳动成本已经开始大幅上涨，这一点在采访中得到了印证。

　　这家建筑工地是万千建筑工地中比较规范，规模也比较大的一处，因此，当两位架子工说出的他们收入的时候，我有些震惊，一个月可以拿到不到4000元。这与之前我们印象中月收入不足以糊口的状况比，这个收入应该算是可以。而周金峰主管这个工地的整个后勤，属于管理层，一个月可以拿到6000元。

　　一系列的颠覆在此后的采访中不断出现，周金峰在自己的宿舍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他经常还在上面“偷菜”，和家里的老婆孩子进行网络聊天和视频。

　　王自认、王世专睡觉前会看书，特别喜欢看二月河写的皇帝系列，偶尔也会和工友喝酒。

　　实际上，我逐渐感觉到，这些劳动者和万千存在于这个偌大城市里的普通职员，在生活感觉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上班干活，下班休息，娱乐。可是我们总是喜欢把他们与我们剥离开，似乎他们和我们存在着差距，和城市的劳动者不在一个平台上。

　　他们辛勤劳作的形象在大风中模糊，在话语表达渠道缺失的情况下，我们过多地一厢情愿地在他们身上消费我们的悲情，却从不关注他们希望获得的认可和进步。翻看关于各种媒体，农民工呈现的是一种弱势形象，处处受欺负。这当然反应了一种社会现状。但是农民工怎样看待媒体对待他们的眼光?

　　渴望尊重

　　周金峰在采访中说，现在农民工和最早先的还是不太一样，希望媒体能够关注下我们的新面貌。

　　我很惊诧他会这样说，因为，农民工维权难，生活边缘是转型社会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媒体这样报道实际上对改变他们是有帮助的。他这样说是源于人的自尊。这给了我思考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角度。

　　实际上，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愿意将自己置于一种因弱势而被人怜悯的境地。事实上，一种弱势心态的长期滋生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周金峰这样生活开始爬升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曾经的媒体建构形象不是很认同。

　　这源于一种默默地进步，既有物质保障的实际进步，也有新生代农民工的觉醒。媒体自身也有反思的空间，曾经看过一位学者的论文，经过量化分析，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关键词基本是被侵害的，可怜的，没有什么保障的。农民工形象逐渐标签化。

　　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也是复杂的。一方面，认为农民工很可怜，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又对他们进行排斥。

　　曾经采访过打工子弟学校问题，采访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一个学校班上流动儿童多了，北京当地的家长就是再难也要把自己的孩子转到北京孩子多的学校。可是，这些家长没有一个人说真正瞧不起农民工。这种复杂的现象给人很多启示。

　　在北京办了十多年打工子弟学校的张歌真告诉记者，不要瞧不起农民工，很多人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开着奥迪车来送孩子上学，而一位在北京卖高级水果的河北农民工告诉我，他一年可以赚到几十万。

　　这样形象，在我们的报道里很少出现。我认为，很多时候，这个庞大的群体缺失话语表达的畅通渠道，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当媒体和社会过分消费自己的同情心时，却不知道此时的农民工作何感想。

　　留存希望

　　虽然农民工已经被归纳为当代产业工人中的一员，但是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一纸户籍将他们的身份与城市区别开。

　　目前，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新市民”一词，认为流动人口为城市做了巨大贡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在城市扎根的能力。但是城市尚未打开怀抱，将这些人容纳为新市民。

　　在这一点上，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子女教育，养老体系、社会保障这些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他们都无法获得。这不能不说这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存在的巨大障碍。

　　比如在流动儿童教育上，这三位新生代农民工说，自己根本不想在城市立足，赚点钱就回老家，孩子也放在老家。如果继续在城市打拼，就意味着要把下一代受教育的权利牺牲掉。因为留守肯定会出问题，带过来，也无法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周金峰他们已经年近30，考虑问题比较成熟，在随后的采访中，我遇到了更年轻的张曼，她只有20出头，在餐馆做服务员。实际上，她和她身边的朋友都是独生子女，虽然家在农村，可在父母眼中也是一块宝。同时，在国家落实义务教育政策的要求下，她们都念到了高中。

　　这样的现状让他们和城里的孩子本不应有太多差别，她们也会玩手机，去逛动物园买衣服，看到店里有年轻人聚会，她也想过去一起玩，但是她告诉我这些城里人的眼神都是拒绝的，尴尬的。让她觉得自己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城市。

　　年轻人都有梦想，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具有很强的改变命运的动力。但是目前城市在给这些人提供的上升渠道不能说是完全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些极端的悲剧。

　　一位从事流动儿童教育研究的专家曾忧心忡忡地说，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如果被城市强行隔离开，使其产生疏离感，后果会十分严重。

　　很多年轻人接受了各自媒体的冲击，特别是互联网信息的冲击，他们想融入现代化的城市和生活。他们也追星，喜欢玩各自新潮的东西。家里也不十分需要他们寄钱回家，挣到的钱多数花在自己身上，只是，他们对未来会很迷茫，在乡村和城市的十字路口，他们驻足与踯躅。不知道将去哪一边。

　　农村他们肯定是回不去了，一是不适应，二是基本也不会干农活，城市他们未必能够有能力留下，因此，在精神空虚与迷茫间，很容易失去控制，走向极端。

　　城市需要做的，是不要让他们迷茫，留给他们希望，希望在，尊严在，话语表达渠道在，我想这个群体就会更加“普通”，也许这就是周金峰希望的，因为他一点也不想被孤立与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