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认为，不是劳动状况更差，而是劳动者意识觉醒了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也就是说很多人，包括很多媒体，包括一些学者都说，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劳动关系越来越恶化，工人的工作状况，生存状况越来越差，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太准确的。事实上我们前面看到了，农民工的工资都以两位数的数字在增长。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新增的劳动争议呢?我想我们做这样一个解释，在西方的经济学里头有一个理论框架，叫做所谓的“退出、呼吁和忠诚模型”。这三个词构成一个解释模型，放在我们这儿就非常明显。

　　就是说一次转折点到达之前，我们是一个劳动力供给无限的。因此一个农民工从家里好不容易迁移出去了，到深圳找到一个工作。尽管工资低，第一这个工资已经比他在家务农要高很多了，第二，尽管可能潜在地还希望更高的工资，但是他得到这个工作已经很珍惜了，他舍不得。因此意味着就业机会不多，他没有退出的权利，他不敢于退出。因此也就没有了表达呼吁的权利。很自然我们看到了好像劳动争议也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其实农民工他的工资并不高。

　　但是当你到达一次转折点以后，就意味这老板雇工人成了一个麻烦事。因此现在就业岗位多了，因此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我可以退出，我对你这个企业的工资不满意，我可以跳槽。大家如果在座的是做企业的，很明显，工人的跳槽率是如此之高。第二，我既然随便就敢跳槽，我就能找到新工作，其实我在走之前我还要先给你提提意见，抗议一下，要求提高工资，进行集体谈判，甚至可以罢工。这样就有了敢于发出呼声的愿望。

　　在什么情况下用退出的办法?什么情况下不愿意走，愿意都跟你斗争呢?取决于第三个词“忠诚”。要看这家企业是不是知名，是不是对我个人有长期的发展前途，是不是我在什么企业工作好听，是不是有利于我找女朋友。

　　因此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越是在工资高的沿海地区，越是在比较知名的大型的国际企业中，其实劳动争议反而更多。但是它不反映状况更差，而是反映人们意识的一种觉醒，这也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一个结果，也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结果。